而西北不一样。兰州的工业底子虽然不如东北，但这些年国||家在西部的基础设施投入很大，陇海线、兰新线的运力充裕，电价比东北便宜将近三成，而且当地政||府为了招商引资，给的条件相当优厚。
最关键的是，甘肃靠近中亚，一带一路的通道优势是东北没法比的。
这些数据我已烂熟于心，但数据的说服力是有限的。有时候你得把账本摔在桌上，才能让那些装睡的人睁开眼睛。
五月末，董事会如期召开。
丰荣总部的会议室在顶层，一整面墙都是玻璃，能看见半个城市的天际线。长条形的会议桌能坐二十个人，今天几乎坐满了。每个人面前的桌上都摆着一沓材料，厚厚一叠，光附件就有八十多页。
我坐在主位，左手边坐着林袖致。开会前她跟我说，裴自苍那边的人这两天活动得很频繁，开会前还在走廊里碰过头。她没说具体是谁，我也没问。其实裴家分工很明确，裴自苍是不直接接触商业板块的，但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他的手就会伸的格外长。
人还没到齐。最后进来的是郑家杨，裴自苍的心腹，职位不高，但地位没得说。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，里面是白衬衫，领口解开一颗扣子，看起来像是在会议室和私人会所之间随意切换的状态。他一进门，原本还在低声交谈的几个人立刻安静了，目光跟着他移动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朝我点了点头，神情温和。
裴自苍的人一向能打，这几位都不是纸老虎，轻易不好对付。
会议开始。
先由林袖致做方案陈述。她站起来，走到投影幕前，拿起遥控器。第一页PPT是东北厂区近五年的核心经营数据，她一个一个指标地过，营业收入，净利润，资产回报率，现金流，每一个数字都在往下走。
讲到第三年的时候，坐在郑家杨下首的一个中年男人举手打断。这人叫赵岩，是丰荣重工的总经理，能力不俗，是裴家在重工板块得力的干将。
“林助理，”他说，“你刚才说的这些数据，我承认，确实不好看。但我要说一个事实，重工行业是有周期的，这些年整个行业都在下行，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。你拿低谷期的数据来做决策，是不是太片面了？”
林袖致看了我一眼，我微微点了下头。她转向赵岩，说：“赵总，我用的不是一年的数据，是五年的。五年足够覆盖一个完整的行业周期。在这五年里，行业平均毛利率下滑了七个百分点，我们下滑了十五个。这里面有行业的原因，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。”
赵岩没再说话，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，杯子放下的时候磕在桌面上一声响，用于他不满的情绪。
林袖致继续往下讲，讲到搬迁方案的时候，会议室的气氛明显变了。PPT切到甘肃厂区的规划图，那是一片平整过的工业用地，紧邻兰州新区，距离中川机场不到二十公里，旁边就是连霍高速的入口。图上的厂房是新的，设备是新的，布局经过重新设计，物流动线比东北的老厂区优化了不止一个量级。
“搬迁的总投资预计在二十亿到二十五亿之间，”林袖致说，“建设周期十八个月。达产后，每年的运营成本可以比现在下降三亿左右，其中能源成本节约一亿两千万，物流成本节约八千万，人工成本节约六千万。考虑到当地政|府的税|收优惠和补|贴，实际回收期大约在四年到五年。”
她说完，会议室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有人开口了。
这次不是赵岩，是坐在郑家杨右边的一个女人。名叫周敏，是丰荣重工的财务一把手，四十出头，短发，戴一副银框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干事利落。她虽不直接听命于裴自苍，但这些年跟郑家杨走得近，立场不难判断。
“季总，”她推了推眼镜，看着我，“我有几个疑问。”
“请讲。”
“第一点，搬迁的总投资，二十到二十五亿，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？我问过工程部的初步估算，光是设备拆运和安装的费用就要将近五个亿，新厂区的建设成本按照现在的建材价格，不会低于八个亿。这两项加起来已经超过十三亿，还不包括环保设施，员工安置这些隐性支出。林助理刚才说的二十五亿，我怀疑是偏保守的。”
她翻了翻笔记，停顿片刻，接着说。
“还有，搬迁周期十八个月，这个时间表是怎么排的？重工板块不是轻资产，整个生产线的拆装调试，少说也要两年。这十八个月里，原有的产能怎么办？客户订单怎么交付？停工一天，损失是多少？这些在方案里我没有看到明确的测算。”
“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。搬迁之后，现有的员工怎么办？东北厂区有在职员工四千三百人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本地人，工龄超过十年的占一半以上。这些人的安置问题如果处理不好，不光是劳资纠纷，还有可能引发舆情。到时候媒体怎么报？地方政|府怎么看？这些风险，方案里一笔带过，但我认为恰恰是最需要认真对待的。”
“另外，我要强调一点。季总，我理解您的出发点是好的。但企业不是慈善机构。我们有fiduciary duty，有对股东的责任。您不能用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道德义务，去替代商业决策的基本逻辑。”
她说完，合上笔记，平静地看着我。
每一条都问在要害上。她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，而是真的在研究这个方案，找出了其中最薄弱的环节。如果这就是裴自苍的人的水准，那我今天确实要打起精神来。
我站起来。
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走到投影幕前，林袖致往旁边让了让，把遥控器递给我。
“周总监问的三个问题，很好，”我说，“一个一个来回答。”
“第一个问题，投资总额。工程部的初步估算我看了，那是按照新建一个同等规模的厂来算的，但我们的方案不是新建，是搬迁。东北厂区现有的设备，有百分之四十是可以利旧的。这些设备的账面净值我让审计做过评估，大概在一亿八千万左右，但实际拆运安装的费用远低于新建。另外，新厂区的建设用地是兰州新区提供的，地价是优惠价的七折，这一项就省下来将近一个亿。建材的采购我也让人谈过了，用的是西部地区的集采渠道，价格比市场价低百分之十五。所以二十五亿不是保守估算，是经过反复核对的数字。”
周敏皱了皱眉，但没有打断。
“第二个问题，工期。十八个月确实紧，但不是做不到。我让人专门做过一个工期模拟，关键路径在设备安装调试环节，这个环节如果按部就班做，确实要两年。但我们可以采取分段搬迁的方式，先搬冷轧线，再搬热轧线，两条线交替进行，确保任何时候都至少有一条生产线在运转。这样客户订单不会断，只是产能会有阶段性下降。下降的部分，我们和三家客户已经初步达成了谅解，他们同意在搬迁期间适当调整采购计划。”
“第三个问题，员工安置。”这也的确是我最不愿提及的。但如果不这样做，拖到丰荣重工垮了，他们什么都得不到，所谓赔偿，不过是空口支票，到时候会一拖再拖，老百姓是最好欺负的。
“东北厂区的四千三百名员工，我们给出的方案是三条路。第一，愿意随迁的，一次性发放安家补贴，标准是工龄乘以八千，上限十二万。到了甘肃之后，工资水平上浮百分之十五。第二，不愿意随迁的，可以选择买断，补偿标准按照劳动法规定的两倍执行。第三，既不愿意随迁也不愿意买断的，我们协助安排在东北当地的其他企业就业，丰荣在东北还有其他板块的业务，也可以内部消化一部分。”
我说完这些，会议室里有人开始翻材料，大概是去找员工安置那部分的细节。周敏没有翻，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，约莫是在判断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到底有多少是真实落地的。
“季总，”她再次开口，“这些方案，和工会谈过吗？”
“谈过了，”我说，“上个月我亲自去的沈阳，和工会的主|席、副主|席、以及工人代表，面对面谈了一整天。会议纪要在附件中有标注，周总监可以回去慢慢看。”
周敏沉默着，表情依旧严肃，她在找漏洞，这是她的职业本能，也是她的价值所在。
但会议室里坐着的，不仅只有周敏一个人。
坐在赵岩旁边的一个人站了起来，丰荣重工副总裁，孙立诚，他分管战略投资，只有三十多岁。这个人我以前打过交道，是个难缠的对手。他不像赵岩那样直来直去，也不像周敏那样用数据说话。他擅长的是用你的逻辑打败你，用你的数据推导出对你不利的结论。
“季总，”他说，“我仔细看了你的方案，有几个地方，我觉得值得再斟酌。”
他拿起桌上的材料，翻到某一页，用手指点了点上面的数字。
“你说甘肃的电价比东北便宜三成，这个我核实过了，基本属实。但你没有说的是，甘肃的工业用水价格比东北贵了将近一倍。重工行业是用水大户，这一项一进一出，实际的能源成本节约恐怕没有你算的那么多。”
他翻到另一页。
“你说靠近中亚市场，可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。但丰荣重工目前的出口业务只占总营收的百分之十二，主要市场还是在国内。搬到甘肃之后，往华东、华南的运距比原来长了将近一千公里，这一块的成本增加，你在方案里是怎么处理的？”
再翻一页。
“还有，你说地方政府给的税收优惠。我查过了，兰州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前三年免，后两年减半，五年之后恢复正常。五年之后呢？到时候你的成本优势还在吗？你有没有算过五年之后的账？”
他把材料合上，放在桌上，两只手交叠着放在材料上面，看着我，“季总，我不是反对你的方案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这么大的决策，不能只看好处，不看代价。你把重工搬到甘肃，到底是出于战略考虑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”
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，我甚至能看到他眼中得意的挑衅。
别的原因，他没有明说，但在坐的每一位都没有傻的。甘肃是我的老家，这个搬迁决定，到底是因为商业上的理性判断，还是因为我想趁机把裴家的重工产业往自己的地盘上挪？这个质疑从方案一出来就有了，只是没有人像孙立诚这样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它摆到台面上来。
林袖致的身体微微前倾，像是要替我说话。我伸手拦了她一下。
“孙总，”我说，“你刚才问的几个问题，我也一个个回答。”
“先说工业用水。甘肃的工业用水价格确实比东北贵，但重工行业用水量大的环节主要集中在冷却和清洗，这两项我们已经在做技术改造了。新厂区会采用闭路循环水系统，水的重复利用率可以从现在的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。算上这项技术改造，实际的水费支出不仅不会增加，反而会比现在下降百分之八左右。这个测算在方案附件第四十二页，孙总可能没有看到。”
孙立诚笑意更深。
“再说运输成本。你说得对，搬到甘肃之后，往华东华南的运距确实长了。但你有没有算过，丰荣重工百分之六十的原材料是从西北采购的，铁矿石，焦炭，合金，这些大宗的运输成本在搬迁之后会大幅下降。一进一出，总的物流成本是下降的，不是上升的。”
我走到会议桌的侧面，拿起一支白板笔，在白板上画了两条线，一条往东，一条往西。
“至于出口业务占比低的问题，那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在现有的成本结构下不具备竞争力。搬到甘肃之后，每吨钢的成本可以下降将近两百块，到时候中亚市场的竞争力就出来了。我让人做过市场调研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每年进口的钢材总量在八百万吨左右，我们的目标是拿下其中的百分之十。这个增量，足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任何损失。”
“最后说说五年之后的税收问题。五年之后优惠政策确实到期了，但五年之后我们的成本结构已经彻底优化了。就算没有税收优惠，甘肃厂区的综合运营成本仍然比东北低百分之十五以上。这个不是拍脑袋说的，是做过敏感性分析的。孙总如果想看，我可以让林助理把模型发给你，你自己去跑一遍。”
我把白板笔放回槽里，转过身。
“至于你说的‘别的原因，”我看着孙立诚，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“我只能说，如果我是为了私利做这个决策，我不会选重工板块。重工是丰荣利润最薄的板块，投入最大，回报最慢，操心最多，我犯不着。”
“我选重工，恰恰是因为它最难，最需要动，不动就要死。今天不动它，三年之后你们看到的就不是搬迁方案，是破产清算方案。”
我说完这些，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。
郑家杨始终没有说话。他从头到尾就坐在那里，姿态放松，一只手搭在扶手上，另一只手搁在桌上。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倾向，既不赞同也不反对，像一潭深水，水面平静，底下不知道藏着什么。
孙立诚重新坐下了，他没有再追问。但他刚才那番话已经在一些人心里种下了疑问。会议桌上有的人开始低头交换眼神，有的人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，有的人只是沉默地看着面前的空气，气氛微妙地偏了一下。
“那投票吧。”我说。
这是董事会章程规定的程序。涉及重大资产处置的决策，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才能通过。我算过票数，我这边能拿到的大概在三到六票，裴自苍那边少说有八票，剩下的几票是中间派，看风向。
林袖致把投票单分发给在座的各位董事。
我坐在主位上，看着他们低头填写。有人写得很快，笔尖在纸面上刷刷地划过，该是早就想好了要填什么。有人迟疑了片刻，目光在桌面上游移了一下，然后才落笔。还有人故意放慢了速度，把笔拿在手里转了两圈，大概是在犹豫，也可能是在等别人先做出选择。
赵岩是第一个把投票单折好放进箱子的。他投完票回到座位上，看了我一眼。
周敏最后一个投票。她把投票单捏在手里，走到箱子前面。我注意到她没有折投票单，就那么平展展地投了进去，似乎一点不怕被人瞧见。
计票的是集团法务总监。他一张一张地从箱子里取出投票单，展开，念出上面的选项，旁边有人记录。
“同意。”
“反对。”
“反对。”
“同意。”
“反对。”
“反对。”
“弃权。”
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，每一票都是一个砝码，被放到天平的一端或另一端。五票同意，七票反对，还有一票弃权。距离通过还差两票。就算把剩下的中间票全部拉过来，也凑不够三分之二。
大势已去，我的提议彻底被否决，无力回天。
这场基于公理与长远的改革，不出所料的败给了固化的利益格局。
裴自苍那边的人面上没什么表情，但眉眼之间能看出松弛。赵岩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，孙立诚直接把材料收进公文包里，准备随时离场，郑家杨始终没有动，他的目光越过整张会议桌，落在我身上。
法务总监把投票结果记录在案，摘下老花镜，看了我一眼，提示我做最后的陈述。按照公司章程，如果投票没有通过，提案人可以在会议上做最后一次陈述，然后进行第二轮投票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第二轮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改变。
我起起身，其实我心里清楚方案不会通过了。但我还是想说几句话，对在座的这些人，也对我自己，更为了替那些一线工人争取最后一点机会。
门在这时候开了。
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，穿着深色的职业套装，头发盘在脑后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她的呼吸有些不稳，像是一路小跑过来的，但面上的表情控制得很好，看不出慌乱。
我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，认出了她，裴自雪的助理，陆心心。跟了裴自雪很多年，只是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但该认识她的人一个也不会少。
她走进会议室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她移动。
陆助理走到台前，把信封放在桌上，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。文件是标准的A4纸，抬头印着丰荣集团的标志，底下盖着鲜红的公章。她将文件摊开，取出其中一张，拿在手里，从左到右全方位展示了一遍。
“裴先生同意本次重工业板块全域迁移方案。”她说：“本次产业迁移产生的所有资金损耗，估值损失，违约风险，舆情代价，所有损失，由裴自雪先生个人全额承担。”
“无需集团兜底，无需各位董事担责。”
信封里装的是裴自雪签过字的授权委托书，还有一份不可撤销的担保函。没有人要求验真伪，因为陆助理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立场。
赵岩放下了茶杯，孙立诚把公文包的拉链重新拉开，把刚才收进去的材料又拿了出来，放在桌上。其他人在各自的位置上调整了姿态，不再前仰后倚，都拘谨了不少。
我重新坐下来。
第二轮投票开始。法务总监重新戴上老花镜，这一次他的动作比刚才快了不少。投票单重新分发，填写，重新投进箱子。
“同意。”
“同意。”
“同意。”
“同意。”
“同意。”
法务总监念了十三遍“同意”，一遍“弃权”，零个“反对”。
决议通过了。
散会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，人们陆续离开。赵岩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，脚步顿了一下。他想说什么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点了点头，走了。周敏走过来，笑着看我一眼，她说：“季总，五年之后的测算模型，发给我一份。”
我说好。
林袖致最后一个走，她走到门口又折回来，把我手边那杯凉透了的茶水换成热的，放在我手边。
“你还好吧？”她问。
“还行。”我说。
庆功宴订在霄云路的一家餐厅，私密性很好，一整层只招待我们这一桌。我到的时候人已经基本到齐了，林袖致在门口等我，看见我从电梯里出来，松了口气。
“还以为你不来了，”她说。
“答应过的事，会来。”
她领着我往里走。包间的门推开，里面坐着团队里的十几个人，从法务到财务到运营，这几个月没日没夜跟着我熬的，都在了。林袖致坐到我右手边，左手边坐的是项目部负责人周牧。
酒过三巡，气氛活络起来。
周牧端着酒杯站起来，脸已经红了，舌头有点大：“季总，我敬您一杯。”
我端起杯子，和他碰了一下。
“您知道吗，”他把酒咽下去，杯子搁在桌上，用手指点着桌面，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我真是，真是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敬您！”
他说完一饮而尽，旁边的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桌上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不知道谁带头鼓了掌。
林袖致侧过头来看我，轻声说：“周牧喝多了。”
“让他喝吧，”我说，“这几个月他睡得最少。”
服务员又开了两瓶白酒，倒进分酒器里。有人开始划拳，有人靠在椅背上迷糊，有人在低声聊天。声音越来越杂，越来越高，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像潮水一样涌过来，一波一波的。
我喝了不少，记不清是第几杯了。酒是辣的，顺着喉咙下去，烧成一条线，到了胃里变成一团温热。眼前的东西开始有点晃，灯光的边缘晕开了，像隔着一层水汽看东西。
有人过来敬酒，我说了些什么，记不太清了。大概是一些场面上的话，辛苦了，谢谢，以后继续。
我只记得自己走出去的时候，是扶着墙走的，电梯到了，门打开，我走进去，按了一楼。
到了公司楼下，我让司机先走，不用等我。
大楼的门厅亮着灯，保安看见我，站起来叫了声季总，我说辛苦了，你忙你的。我靠着电梯壁，看着楼层数字一个一个往上跳，八楼，九楼，十楼，到顶层了。
走廊很长，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又在身后一盏一盏地灭掉。
我走到办公室门口，按开指纹锁，办公室里的灯没开，只有窗外的城市夜景透进来一些光，把房间的轮廓照出来。
陆心心走的时候把文件留在了桌上，信封，担保函，还有那份授权委托书。
接着窗外的灯光，我看清了这些字。
小时候他教我写字，握住我的手，一笔一划地带着我写。他写字的习惯和旁人不同，起笔重，行笔快，收笔利落，横画有微微的上扬，竖画则直而挺。那时候他的字已经有了自己的气象，凛冽干脆。书法大家都说，他实在太有天赋。
但眼前这三个字，是另一回事。
“裴”字的“衣”部写得散开了，左边的撇和右边的捺不在一条线上，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倾斜。下面的“非”部就更乱了，左边那一竖歪得厉害，几乎要倒向右边的笔画里，右边那一竖又太短，不成比例，整根竖像是写到一半就没了力气，仓促地收住了。
“雪”字最难看。
上半部分的“雨”字头，横折钩写得像一条扭曲的蚯蚓，竖和横折之间的连接处有一道明显的断痕，像是笔离开了纸面，然后重新落下去，但没有对准原来的位置。下面三横一竖，最简单的结构，却被写成了三根歪歪扭扭的线条，长短不一，间距不等。最后一横的末端，笔尖在纸上拖了很长一段，留下一条细细的尾巴，然后才被提起来。
那是握不住笔的痕迹。
谢谢，谢谢你又在我人生的关键节点上，帮了我一次。
谢谢，谢谢你再一次为我的人生添彩。
第88章 疼死我了
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在忙产业迁移的事。
方案在董事会上过了之后，事情反而更多了。兰州那边的地要落实，东北厂区的评估要重做，工人安置的细则要一条一条地过。林袖致排了表，密密麻麻的，每一天都塞满了。我照着她排的行程走，开会，看现场，签字，见人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。每当飞机落地的时候常常要想一下自己是在哪儿。
裴自苍的人这次输的很不体面，依他的性格，断然不会轻易揭过。
果然，一周之后，郑家杨组了个局，约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茶室。地方偏，不临街，七拐八拐才能找着。我到的时候郑家杨已经到了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心情看上去不错。
他给我倒了一杯茶，也不寒暄，开门见山：“季总，裴先生最近怎么样？”
我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浮浮沉沉，说：“郑总要是关心，不如自己去看看。”
郑家杨笑了一下：“我倒是想，但你知道的，裴先生那边不是谁都能进的。”
这个话题我接与不接都是坑，两相较量之下还是闭嘴更稳妥。
郑家杨没必要在这事上故意为难，也就跟着换了话题：“季总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。但有些话我还是想说。重工西迁这个事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拦不住。今天请你来，也不是为了翻旧账。事已至此，西北那边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这边可以出人出力。”
我无心判断这话的真假。他在裴自苍身边做了那么多年，早练就了一身真假混说的本事，若真细细计较起来，未免也太耗神了。
“谢谢郑总，”我说，“有需要的话，我会开口的。”
他笑着点头，又说了些关于西北政策的事。我起身告辞的时候，他忽然在我身后说了一句：“季总，照顾好自己。”
六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兰州。新区那边已经动工了，土地平整基本完成，打桩机正在打地基。工地上一片忙碌，尘土飞扬，工人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之间来回穿梭，机器的轰鸣声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。
项目负责人带着我在工地转了一圈，现场有条不紊，比我预想的进度要快。工程部负责人在旁边汇报：“地基已经打完了三分之一，钢结构的预制件在厂里生产着，下个月可以开始吊装。如果情况好的话，年底之前主体结构能封顶。”
我沿着施工便道走了一圈，路不平，都是碎石和泥土，鞋底踩上去咯吱咯吱的。走到工地东边的时候，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空地，没有动工，也没有围挡，就那么荒着，长满了野草，最高的已经快一人高了。
六月中的一天，我人在沈阳。下午约了工会的人谈买断方案的细则，午饭照例在厂区食堂吃的。吃到一半，手机响了。我看了眼来电显示，是周叔的电话。
自从那件事后，陈伯便不再与我联系，与裴家这边的牵扯，大多通过周叔。
“季先生，小黑快不行了，”没等我回应，他又急急说，“家里意思是不让我给您打这个电话，但我想…还是得跟您说一声。”
我嘴里还嚼着东西，却怎么都咽不下去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食堂里，面前的不锈钢餐盘里还剩半份米饭。窗口排队的工人还在等待，勺子和餐盘碰撞的声音，凳子在地上拖动的声响，有人在喊“师傅多打点肉呗，下午活可累呢。”
我坐了一会儿，把筷子放平在餐盘上，端着餐盘走到回收处，倒了剩饭，把盘子摞好。
林袖致在食堂门口等我，见我出来，迎上来：“下午两点半，工会那边……”
“今天先不开了，”我说，“我回趟北京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没问为什么，应了一声，转身去打电话。
司机开车送我到沈阳机场，路上个把小时。我靠着车窗，看着路两边大片大片的玉米地，玉米已经长起来了，绿油油的，不像上次来的时候那么空旷。到了机场，换登机牌，过安检，上飞机。沈阳飞北京只要一个多小时，闭一会儿眼就到了。
到裴家老宅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。周叔在门口等我，看见我的车，往前迎了两步。他嘴唇动了动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侧开身子让我进去。
穿过前厅，绕过影壁，沿着抄手游廊往后走，快到后院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。该做好的准备我都做好了，但现在快走到跟前了，我还是怕。
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矮榻，上面铺着深蓝色的绒毯，小黑就被放在那上面。它的身体被摆成侧卧的姿势，四只爪子自然地蜷在胸前，脑袋微微偏着，像睡熟了一样。毛发被梳理过了，顺顺地贴着身体，但脊背和尾巴尖的毛色已经褪得很淡了，露出底下浅粉色的皮。
我蹲下来，慢慢地伸出手，手掌覆在它的背上。毛很软，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密了，隔着皮毛能摸到底下的骨头，一根一根的，细瘦得很。我顺着它的脊背一遍一遍地抚，从头顶到尾尖，五指张开，把那些细小的浮毛拢起来。
“小黑，”我听到自己哽咽的声音，“哥哥回来了。”
它不会再应了，不会再把脑袋转过来了，也不会用湿漉漉的鼻尖碰我的手了。我把手放在它的背上，感觉着掌心底下那一点冰凉的温度一点一点地透上来。十九年，初见时，它眼睛都没睁开，小小的哆嗦成一团，我拿自己的棉袄给它裹了个窝。它夜里叫，我就把它挪到枕头边上，侧过身用手指蹭它的下巴。
看着它长大，又看着它离开。
“少爷知道吗，”我问，“他见过了吗？”
“知道，”周叔说，“昨天夜里小黑就不太行了，不吃不喝，一直在喘。少爷让人抱到他屋里去了，从晚上十一点一直守到今天早上五点多。小黑是在少爷身边走的，后来少爷实在撑不住了，夫人心疼坏了，硬让医生打了针，少爷才睡下的。”
我说好。
这是最后一面了，我的一生都在失去，所以更懂得如何告别。我把它的头轻轻托起来，搁在自己的手心里。将它身上的浮毛梳干净了，又用手掌把它的毛压平，捋顺，让它看起来体面一些。
“好了，我们小黑很漂亮。”我说。
它比我想象的轻。十九年的重量，到了最后，也不过是这么一把骨头。我用一只手托住它的背，另一只手托住它的后腿，把它贴着自己的胸口。它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下巴搁在我的锁骨处，这个姿势它以前最喜欢，每次我这样抱它，它就把脑袋往我脖子里钻。
我在院里找了块空地，坑挖了大约两尺深。我把它放进去的时候，它的耳朵碰了一下坑壁，沾了一点湿泥。我伸手把那点泥擦掉了，再一捧一捧地把土盖上去。土是凉的，掺着雨水，攥在手心里能捏成团。填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停下来，看着那团灰白色的毛慢慢被泥土覆盖，一点一点看不见了。
填平之后，用锹背把土压实，又捧了一些碎土撒在上面。身边堆着挖出来的余土，我蹲下去，想把它拢到树根底下。手伸到土堆里，忽然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，圆圆的，小小的一粒。
我扒开土，从里面摸出来两个拇指大小的玻璃瓶。瓶身落满了灰，但玻璃是透明的，能看见里面卷着的小纸条。瓶口用软木塞塞着，木塞已经干裂了，边缘翘起来，露出里面的蜡封。
记忆一下子倒回去，哗地一下。那年我七岁，学堂手工课上拿了两个漂流瓶回来，兴奋得不行，拉着少爷一人写了一个愿望。我们趴在桌子上，他用钢笔，我拿铅笔，各自写完，谁也不让谁看，塞进瓶子里，跑到后院，说要埋进土里，等长大了再挖出来。
它们居然还在这里，在柳树底下，在小黑旁边。
两个瓶子，一个塞子紧一些，一个松一些。我拿起紧的那个，拔开塞子，把里面的纸条倒出来。纸已经泛黄，纸很脆，我小心地展开，上面是一行铅笔字，笔画稚拙，歪歪扭扭的，我认得自己的字迹——少爷长命百sui。
字很丑，但每一笔都用力，铅笔在纸上压出了很深的痕迹，背面的纸都凸起来了。七岁的季如愿趴在桌子上，很认真地一笔一划地写，写完了还吹了吹，怕铅笔灰弄脏了纸。他小心地卷起来，塞进瓶子里，塞得紧紧的，怕它掉出来。
另一个瓶子属于裴自雪。上面写着——如愿，祝你平安，顺遂，如意，喜乐。
纸太脆了，捏得太紧，边缘就碎了，一小片一小片地掉下来，落在我膝盖上，落在泥土里。我想把它叠好放回去，但手指一直在抖，折痕对不准，折了两次都歪了，纸又被折出一条新的裂痕。
后来我就不折了。我把纸条平摊在掌心里，用另一只手盖住它，像七岁那年我们把手盖在土上一样。
我身体里有个地方太疼了，疼得我蹲不住了。膝盖撑着地面，整个人缩下去，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涌上来，堵住了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我松开攥着纸条的手，捂住了自己的脸。
没有声音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好像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堵住那个出口上了。眼眶里有什么东西满了，溢出来，顺着指缝往下淌，热热的，滴滴答答地落在面前的泥地上，砸出小小的坑。手心底下，嘴张开了又合上，张开了又合上。
不能哭啊，季如愿你不能哭啊。杀人偿命，杀人要偿命啊。
“季先生，”周叔不知何处出现在我身后，他语气有些犹豫，似乎在考虑应不应该这时候打扰我，“小黑的的东西还放在它屋里，您要看看吗，还是我收拾了？”
“咳…”我偏过头，用手肘抵了抵额头，背对着他出声：“我收吧。”
等眼泪干了，天色已经暗下来。院子里亮起了灯，灯影把柳树的影子拉得更长，投在西墙上。我站起来，简单整理了下外套，把两个瓶子揣进口袋里，走进屋子。
我去偏厅收拾小黑剩下的东西。其实没有多少，一条毯子，一箱玩具，不少玩具上还沾着他的毛。
从偏厅出来，正好撞见走廊上一行人。皆是医生模样的生面孔，正在和门口的人低声说着什么。不是裴家惯用的那几支团队，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一个银色的金属箱，箱体上没有任何标识。
我走过去，问周叔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周叔偏头看了眼，说：“来了批新药，要给少爷试一下。”
“什么药？试过了吗？有副作用吗？”
周叔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上面的意思，我不清楚，您可以去东厢房那边问一下。”
东厢房…在我的记忆里，裴自雪只有病重到一定程度，才会从主屋搬过去。那里本就是预防万一的地方的地方，没隔段时间就要更新一次，里面有全套的医疗设施，比医院的特需病房还要先进齐全。
我不记得东厢房的门已经多久没开了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。
门口既有保卫也有医生，这样的阵仗，我记忆里是没有过的。走到院门口的时候，我看见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推着一辆手推车从东厢房的侧门出来，车上还是那个金属箱，被几个人包围式的保护着，似乎真的很重要。
我往旁边让了让，等他们过去。其中一个医生认出我，从人群中走来同我点头打招呼，我也记得他，裴自雪幼时就在用的主治医师，方医生。
“季先生，”他先开口，“您来了。”
我也点头回应，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：“什么药”
他说了一个英文名字，很长的一串音节，我没有记住。他又解释了一句：“是靶向治疗的新品种，刚批的，国内还没有临床数据。”
“有副作用吗？”我问。
方医生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，他张了张嘴，斟酌了一下措辞：“这种药的有效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，副作用的话……主要集中在免疫系统方面，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炎症反应，肝脏和肾脏的负担也会比较重。但少爷现在的状况，常规治疗已经……效果不大了。”
他没有把话说全，但我听懂了。
“知道了。”我说。
“您要进去见见少爷吗？他今天好像预感到您会来，醒了好一会儿，但您来晚了，他刚刚睡下了。”
“不见了。”我转身往回走。脚下是院子里的石板路，缝隙里长了青苔，踩上去有一点滑。走了两步，又停住。我看着自己脚前的那块石板，上面有一道裂纹，横着贯穿过去，里面塞满泥土。
我又转过身来。
“看一眼吧。”
只看一眼。
他替我开了门，轻轻打开一条缝，够我侧身进去。
这里面比我想象的要安静。机器是有的，心电监护仪，呼吸机，输液泵，以及各种各样我见都没见过的机子。
裴自雪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薄被。被子下面伸出好几根透明的管子，从被子边缘垂下来，连到旁边的机器上。他头歪向窗户的方向，头发比上次见面时长了一些。
他已经不能平躺，床头被摇高了，差不多有四十度，身下垫着好几个枕头，把他托成一个半坐的姿势。锁骨下面贴着一块透明的敷料，输液针从那里进去，细长的导管沿着肩胛骨的走向一路向上，挂在输液架上。输液架上挂着两个袋子，透明的液体一滴滴地往下落。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侧脸。他的脸比上次见面瘦了太多。眼皮是肿的，眼尾泛着不自然的红，像是哭过，又像是发烧烧出来的。他的手搁在被子外面，手背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的，青一块紫一块，有的地方还贴着棉球，棉球上洇着浅淡的碘伏印子。
我走近了两步。
他的呼吸很浅，胸膛几乎看不到起伏，只有脖子上的皮肤随着呼吸微微动一下。机器上的数字在跳，绿的数字一列一列的，我看不懂那些指标，但那个心率的数字跳得有些慢，四十多，偶尔跳到五十，又落回去。
我想一定是环境塑造了情绪，谁到这个环境中都会流泪。我转过身去，面对着墙，用手背压住嘴，另一只手捏成拳头抵在胸口。胸腔里的东西在翻涌，一下一下地往上拱，我只好用牙齿咬住手背的皮肤，咽部的肌肉跟着紧缩，把那些要涌上来的东西往下压，往下压，但压不住，还是有热的液体从眼眶里漫出来，顺着脸颊流下去，淌到手背上。
不是这样的，不应该这样的，从前裴自雪病的再严重，千金万金的药下去，也总能好许多，怎么会这样了呢。
我仰头，深呼吸几次将眼泪逼回眼眶，走到床边看着他。
他的右手搭在被子外面，手背上扎着留置针，胶布贴了又撕，撕了又贴，那一片皮肤已经青紫了，针眼密密麻麻的，没有一块好地方。
我伸出手，用拇指的指腹轻轻碰了碰他的眼尾。那里是红的，微微肿着，像哭过之后没有来得及消下去的痕迹。碰上去的那一下，他的睫毛颤了颤，但眼睛没有睁开。我的手忽然开始抖，越抖越厉害。我忙收回手，攥紧了拳头，撑着床慢慢蹲下，把发抖的手藏进口袋里。
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裴自雪。
好一会儿，他的睫毛动了。
他慢慢睁开眼，眼珠转了一下，找到我。他看着我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很浅，像是笑了一下。
我吸了吸鼻子，也对着他笑。
他的手指动了动，很轻微的幅度，指尖在我掌心里往上抬了一下，又落回去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把他的手捧起来，掌心贴着我的脸颊。他的手还是凉的，贴着我的脸，那一点凉意慢慢地渗透进去，从颧骨到鼻梁，再到眼角。他的大拇指动了动，在我的颧骨上轻轻擦了一下。我这才感觉到自己脸上还是湿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流了眼泪。
他的手腕微微用力，把我往他那边拉了拉，目光落在床沿上，意思是让我坐上去。
我往后缩了一下，摇摇头，他身上的管子太多了，被子底下不知道还有多少，我怕碰到，怕扯到，怕那些细软的针头从皮肤里脱出来。
他看着我，嘴角弯得更深了些，用口型说：没关系。
我这才小心翼翼地坐到他床边，没敢坐实了，只搭了半个身子，手还是握着他的。
每次来，我都好想好想和他说说话。
“我前些天去了东北，”我说，“去了好几个厂区，那些厂子又老又空，设备都锈了，工人还在干活，工资发不出来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”
他一直看着我，眼睛一眨不眨的。
“那时候，我就决定把东北那几个厂子搬到甘肃去了，”我说，“兰州新区那边地都平整好了，下半年动工，明年这个时候大概就能投产。工人大部分愿意跟着走，不走的也给了补偿。”
他听着，一直听着，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。偶尔他的眼睛会弯一下，是在笑，偶尔他的睫毛会垂一下，是在肯定我。
“你一定觉得我很棒，”我说，“一定也特别为我骄傲，是不是？”
他很慢很慢地点了点头，脖子的肌肉绷紧了，青筋从颈侧浮起来，然后松开。点头的动作只有一次，幅度不大，但他用尽全力了。
“我把小黑埋在后院那柳树树底下了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它好小啊，那么一点儿大，一个小小的坑就能把他装进去。”
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两个玻璃瓶。瓶口的泥还没擦干净，在灯光下浮现出暗沉的颜色。我摊开手掌给他看：“还记得吗？七岁的时候，学堂发的，我拉着你一起写了心愿。”
“我现在已经知道你许了什么愿了，”我有点说不下去了，嘴唇抖得厉害，“你肯定也没忘。”
他眨了眨眼睛。很慢的，眼皮落下去，再抬起来。他的眼睛红了，水光浮上来，薄薄的一层，在灯光底下颤动着。我低着头，眼泪也下来了，“裴自雪，”我说，“你也拥有随时向我表达难过的权力。”
他一句话都没说，眼睛里的水越来越多。我俯下身去，捧着他的脸，嘴唇贴上去，牙齿磕在一起，磕得很疼，但两个人都没有退开。眼泪混在一起了，分不清是谁的，顺着下颌淌下来，滴在白色的被褥上，洇出深色的圆点。
“daddy，”我哭着问他，声音含混不清的，嘴唇还贴着他的嘴唇，“我没有做错事对不对？我没有做错对不对？”
作为分道扬镳的爱人，作为被你抚育长大的孩子。我应该怎么做，我要怎么办。
他的手指在我掌心里动了动，拇指蹭了蹭我的手背。眨了眨下眼睛，像在说没有。
“我没有做错对不对。”
他又眨了一下。
门在这时被敲响，医生在外面说：“少爷，该换药了。”
我猛地直起身，偏过头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，站起来往门口走了两步，又停住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裴自雪闭了一下眼睛，又睁开，偏过头去看窗外。他睫毛上还挂着碎碎的水珠，但他还是笑了一下，转过头看着我。
“要下…雨了，”每个字都说得很慢，别人几秒钟的事，他说了近乎半分钟，好像今晚积攒的力气，全都用来说这几个字，“你…有没…有伞…”
“我有。”
从东厢房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廊下的灯还亮着，黄澄澄的一团光，拢在灯罩里，照不了多远。门口的保卫站得笔直，见我出来，目光跟着我走了一段，又收回去了。
周叔还在前厅等我，见我出来，迎上来，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，伞尖朝下，雨水正顺着伞尖一滴一滴地往下掉。外头下雨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来的，我进去的时候天还晴着。
“季先生，”他把伞递过来，“车在后门等您。”
我接过伞，伞柄是湿的，握在掌心里有些凉。我并不打算撑开，院子里的雨细细密密地斜织着，落在石板地上溅不起水花，只是把地面洇成深色。柳树的影子在雨里模糊了，远远地看过去，那棵柳树底下有一小块地方是新土的颜色，比周围深一些。小黑就在那里，十九年，埋下去只占了那么一小块地方。
我撑着伞往后门走，雨打在伞面上，周围的声音便模糊了。走到后门口的时候，我停下来，把伞收拢，甩了甩水，弯腰把伞靠在门框边上。周叔站在门口看着我，朝我摆手，又说路上小心，回家记得洗个热水澡。
车子越来越远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老宅的围墙在雨夜里灰蒙蒙的一片，只有大门口那盏灯还亮着，光晕在雨里化开了，模模糊糊的一团。
“季总，”司机从前头问，“回酒店还是？”
“去机场。”我说。
回沈阳的飞机是十点四十的。候机厅里人不多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玻璃上全是水痕，外面的停机坪在雨里亮着灯，一架飞机正在滑行，机身两侧的红灯一闪一闪的。口袋里那两个玻璃瓶相互碰着，我捏了捏，拿出来看了会儿又装回口袋，用手盖住。
后半程我闭着眼。脑子里全是那些机器的画面。滴滴答答的氧气，透明的管子，以及机器上的绿色数字一列一列地跳。
很疼的，很疼的。
第89章 真相（已替换）
闭上眼就是这些来来回回的闪动，我只好睁开眼睛，同自己作对般盯着机舱顶上的阅读灯。灯是亮着，罩子外面一圈是暗的。我盯着那圈暗处看了许久，直到眼睛酸了才闭上。
回到酒店已经过了午夜。林袖致在大堂等我，她穿着件薄开衫，坐在沙发上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茶和看上去就未动的糕点。见我进来，她站起来，手里的平板还亮着屏幕。
“季总，工会那边我推到后天上午了。”她说，“另外，兰州那边来电话，说那块东边空地政||府要先征用，用作市||政公园的预留用地，让我们重新报规划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我说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开口了：“您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先休息？剩下的我明天一早再跟您过。”
我点了一下头。电梯门开了，我刷卡进门，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，坐在床边，从口袋里掏出那两个玻璃瓶，摆在床头柜上，并排摆好，后面又怕它们摔了，放进了抽屉里，又怕走时忘记带，于是干脆放到枕头底下。
躺下去的时候，枕头上有陌生的洗衣液味道，混着一点香氛的气味。我翻了个身，面朝着墙壁，墙纸上是重复的暗纹，一圈一圈的。我盯着那些纹路看，看着看着视线就糊了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线光。我坐起来，伸手往枕头底下摸了摸，摸到那两个瓶子拿起来。把那个写着“如愿，祝你平安，顺遂，如意，喜乐”的瓶子握在掌心里，手指箍着瓶身，慢慢的一点点收紧。最后全部放进公文包中。
我去洗了把脸。镜子里的自己眼睛下面发青，两颊陷了一点下去。我用冷水扑了几把脸，拿毛巾按干了，换了件干净的衬衫，下楼的时候林袖致已经在大堂的早餐厅等着，面前摆着两个杯子，一杯黑咖啡，一杯白水。
“上午是工程部和财务部的碰头会，”她把平板转过来给我看，“十点开始，在十一楼会议室。下午安排了两家设备供应商过来谈报价，一家是德国的，一家是国内的，您看先见哪家？”
“先见国内的。”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端起那杯白水喝了一口，竟然有股桃子味。
她点了下头，在平板上做了记录，又翻了一页：“还有一件事。昨天晚上您没回来的时候，郑总那边托人送了一盒茶来，说是从杭州带回来的明前，让人放在您房间了。酒店前台收的，我没打开。”
我嗯了一声，没什么表情。
林袖致停了一下，看着我问：“季总，大公子那边，最近一直没动静，会不会不太对？”
“不会，”我把杯子放下，“他不会了。”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他不会再找麻烦了，”我补充道，“他毕竟是个哥哥。”
林袖致沉默了两秒，说：“财务部的夏总昨天提了一句，说最近有几笔融资渠道在收紧，不是监管的原因，像是有人在后面递了话。”
“查一下，”我说，“但别打草惊蛇。”
我咬了一口餐盘里的面包，这好像叫什么贝果，嚼在嘴里干巴巴的，没什么味道。我慢慢地咽下去，把餐盘往旁边推了推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太苦了。
下午见供应商的时候，我的注意力有些散。那个国内的供应商是个中年男人，说话带着南方口音，语速很快，讲起设备参数来滔滔不绝，但重要的几个技术指标总是含糊地带过去。我让他把关键技术参数单独列出来，他木了一瞬，从包里掏出一本册子，翻了半天才翻到。
林袖致坐在旁边，偶尔在平板上记两笔，始终没有插话。等那几个人走了，她把门关上，走回来坐在我对面。
“季总，”她说，“刚才那个报价比德国那家低了四成，但他们的设备年限和损耗率都有问题，后续的维护成本会很高。”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，“先晾着。”
她点点头，又翻开平板看了一眼：“还有一件事。大公子那边，今早有人往董事会几位独立董事的办公室送了一份材料，内容是关于重工西迁的财务风险评估，落款是匿名的。几位董事的秘书都打了电话来问，说这份材料有没有经过咱们这边审核。”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让公司法务部出一份正式声明，澄清该材料与公司无关，但同时，也确认一下几位董事的态度。”
“您怀疑是大公子的人……”
“他不会的，”我说，“他现在没功夫。”
从沈阳回北京那天是六月二十一号，夏至。机场外面热浪滚滚，柏油路面蒸腾着肉眼可见的波纹，车子从机场高速下来的时候，我摇下一点车窗，风灌进来，热烘烘的，闷得人难受。
林袖致没跟着回来，她留在沈阳处理工会买断方案的后续。我一个人坐在后座，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边缘。北京的六月已经很热了，路边的槐树结了满树的花穗，细细碎碎的米黄色。树下有人骑着共享单车过去，车筐里放着一把蔫了的青菜和一兜西红柿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我看了一眼，是周叔发来的消息，短短一行字：“少爷今日尚好。”
车窗外的风景一帧帧地往后退。我靠着座椅，闭了一会儿眼，又睁开。手机屏幕还亮着，那行字还在上面，我看了几秒钟，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座椅上。
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过了晚饭的点儿。家里冰箱里没什么东西，只有一盒牛奶和一袋切片面包。我把牛奶倒进杯子里，微波炉转了三十秒，端着杯子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吃一口噎面包，再喝一口牛奶顺顺。
刚想去厨房冲一下水杯，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郑家杨。
他在电话那头说，“季总，我这边有个朋友，手里有一批闲置的钢结构件，品质很好，价格也合适，您那边新厂区的建设要不要看看？”
“郑总费心了，”我说，“我这边已经订了，签了三年的框架合同。”
“哦？”他的声音有一瞬间的停顿，但很快就接上了，“那也是，以季总的风格，提前锁货是正常的。那算了，当我没提。”
“郑总，”我说，“你那位朋友，是姓裴吗？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，然后郑家杨笑了：“季总，您现在警惕性高得很。姓不姓裴不重要，东西好就行，对吧？”
“对，”我说，“但我不需要。”
至此，我才终于明白郑家杨真正的主人是裴自雪。
火车是早上九点多到的甘谷，从兰州过来走了将近三个小时。一路上隧道连着隧道，窗外明暗交替，一会儿黑下去，一会儿又亮起来，车厢里的人在这明灭里打盹，发呆，吃泡面。我靠着窗，看山从车窗外面掠过去，一座连着一座，有的陡峭，有的平缓，坡上种着梯田，一层一层地叠上去，麦子已经黄了，快要收割了。
甘谷站还是老样子。月台短，下了车走几步就是出站口，站房刷了新漆，白底红字，比从前规整些。出站口外面那条路拓宽了，铺了柏油，路两边立了路灯，杆子是新式不锈钢的，底下种着矮矮的冬青。从前这里是一条土路，雨雪天泥泞得走不了人，晴天的时候灰大，走一趟回来鞋面上能扑一层黄。
我在出站口站了一会儿。八月末的天还热得很。人已经走散了，接站的，拉客的，骑摩托的，各自忙各自的去了。车站前面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拎着个小行李箱，站在台阶上，面对这条陌生的路，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
小临村在县城的北边，从前从县城过去要走很远。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姥姥来赶集，天不亮就出门，走一个多钟头才能到。路是土路，弯弯绕绕的，沿着一条干涸的河沟走，到了雨季沟里才有点水。现在面前这些路横平竖直的，路灯，路牌，门面房，都和别处的小县城没什么两样。
思来想去，我决定沿着大路往前走，走了一小段，看到一个公交站牌，上面写着北线，途经赵家坪，刘家湾，小临村。于是，我在站牌底下等车，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，来了一辆白色中巴。车身上印着饮料广告，车上没几个人，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车开了，窗外的景致慢慢地从镇子变成了田野。
路像是新修的水泥地，平坦得很，没有颠簸。田里的麦子金灿灿的，有的地块已经割过了，只剩下一茬一茬的麦秆，在地里扎着，路边种了杨树，笔直地排过去。我认不出这是哪一段路了，从前那条土路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剩了。
车停在一个岔路口，司机回头喊了一声：“小临村到了。”
我下了车，站在路口。面前是一个斜坡，坡上错落着房子，红的瓦，白的墙，有的两层有的三层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装了太阳能热水器。有一条水泥路从坡底通上去，路边停着几辆车，面包车，小货车，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。
我沿着坡往上走，远远听到有人说话，声音传过来，说的是本地话，许是离家太久，即便听着熟悉，可大概意思却说不上来。走到坡顶的时候，迎面跑来几个小孩，大的七八岁，小的三四岁，跑得满头汗，脸上沾着泥印子。看见我，他们一下子停住了，站成一排，歪着头打量我。
我也停下。他们穿得干净整齐，鞋子是运动鞋，有的还带着荧光条，跟我小时候光着脚满村跑的样子不一样了。
我蹲下去，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巧克力，递过去。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先伸手。那个最小的孩子咬着手指头，眼睛盯着巧克力，嘴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你是哪里的……”
“我是路过的，”我说，“给你们吃的。”
最大的那个男孩子犹豫了一下，伸手接了一块，其他孩子这才跟着伸手，一人一块，拿了就往嘴里送，看来家长们还是没把安全教育做到位。最小的那个吃得慢，舔着舔着舔到了手上，满手都是巧克力印子。
“你们是谁家的？”我问。
“国庆家的！”最小的那个含着巧克力说，“他是我爸爸。”
我想了想，又问：“哪个国庆？”
“麻子国庆！”那个大点的孩子抢着说，伸出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，“他脸上有麻子。”
我想起来了。国庆比我大两岁还是三岁，从小脸上一颗一颗的麻子，村里人都叫他麻子国庆。他家里穷，爹死得早，他娘带着他和弟弟过日子，他念到二年级就不念了，去给人做学徒。我小时候很羡慕他，他有名字，叫安国庆。我没有，村里人都叫我娃子，季娃子，没人给我起一个正经的大名。
“你爸爸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“在地里！”孩子们争着说，“在坡下面的地里！割麦子！”
“那可不可以带我去见他？”
孩子们点点头，小的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大的一蹦一跳在前面带路。他们踩在田埂上蹦蹦跳跳，我跟在后面，鞋底陷进松软的土里，深一脚浅一脚的。麦田一块连着一块，收割过的地里留着一寸来高的麦茬，踩上去扎脚。没割的地里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，风一吹就哗哗地响。
远处有个人弯着腰在割麦子。他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子，袖子挽到手肘，脊背弓着，镰刀一挥，一捧麦子就倒下来，顺手拢成一堆。动作又快又熟，割一把，拢一把，再割一把，再拢一把，看着比机器还迅速。
“爸爸！”小孩子跑过去，扯着嗓门喊，“有个人找你！他不认识路！”
那人直起身，把镰刀别在腰后，转过身来。他一张黑红的脸，眼角的纹路很深，眯着眼朝我这边看。他脸上的麻子已经淡了，分散在颧骨和鼻翼两侧，不细看看不出来了。他看着我，眉头皱了皱，像是想认又认不出来。
我往前走了一步，站在地埂上，对他说：“国庆哥，是我。我是娃子，季娃子。”
他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先是僵住，然后慢慢地松动，眼睛睁大了。他把镰刀从腰后抽出来，拄在地上，腾出手擦了把脸上的汗，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，朝我走过来。走到跟前，他停下来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。
“娃子……”他说。脸上仍是不可置信的神情，“真是你？你咋回来了？”
“回来看看，”我说，“还迷路了，现在村里变化太大了。”
他双手又在裤缝上使劲擦了两下，才握住我伸出的手。他的手粗，掌心和指根都是硬茧，握着我的时候没敢用力，只一下便匆匆松开。他说：“哎哟我真，我真是，一点认不出你了。”
“是，”我干笑两声，“都十九年了。”
他又盯着了一会儿，转身朝田里喊了一声：“行了行了不割了！回家！”又弯腰把散在地上的麦子拢了拢，抱到地头码好。几个孩子围着他转，最小的那个抱着他的腿往上爬，他腾出一只手把孩子捞起来，夹在胳膊底下，孩子咯吱咯吱地笑。
我跟着他，沿着田埂上了坡。大点的孩子跑在前面，手里攥着麦穗晃来晃去。国庆走在我旁边，步子刻意放慢了，该是故意等我。他怀里的孩子扭来扭去，他就颠了颠，换了个姿势。
“你咋回来的？”他问。
“坐火车，”我说，“从兰州过来的。”
“哦，那快得很了。”他说，“现在修了高铁了，到兰州一个多小时，到西安也不到三个小时。你姑我婶子知道了没有？”
“还没说，”我说，“想直接回来看看。”
“你姑老念叨你呢。”国庆说。侧头看了看我，又说；“你姑父没了，在牢里没的，有个六七年了。”
太阳升起来了，晒得后背一层薄汗。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他点了点头，沉默了一截路。走到坡顶的时候，他拿下巴朝前面指了指：“你看那边。”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坡下不远的地方，沿着那条干涸的河沟，建了一大片厂房。蓝顶白墙，整整齐齐排过去，有几根烟囱。厂房外面围了铁栅栏，门口挂着牌子，隔着远看不清字。
“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厂子，叫季安，做食品加工的。”国庆说，“就你刚走没多久就建了，也是北京的老板。招老多人了，我们这些人就不种地了，都去厂里上班。男的当工人，女的做后勤，一个月下来，能挣好几千。你看我这，”说着，他低头看看自己，“早就不全种地了，请假回来收两天麦子，平时都在厂里。”
季安…我大概知道它的来头。收回目光，看着脚下，“看着规模不小。”
“可不小。”国庆把孩子换到另一边胳膊上，“那会儿村里人不乐意，说占了耕地，闹了一阵。后来镇上来人开会，说给补偿，还给安排活干，这才安生了。现在你看，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，门口停着车，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。”
路边有人在晾麦子，金黄的铺了一地。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剥豆子，看见我们，眯着眼打量了一会儿，国庆朝她喊了一声：“五婶，这是娃子！秀蝶姨家的那个！”
老太太手一顿，豆子从指缝间漏了下去，她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，走过来仰着脸看我，一双眼睛浑浊了，却仍努力睁着。
“海平那个侄子啊？”她声音颤颤的，“你长这么大了，这么高了。”
“五婶身体还好吗？”
“好，好着呢，”她笑起来，又打量了我一遍，“快去看你姑吧。”
国庆领我继续走，拐过一道弯，巷子两边都是二层小楼。有的贴了瓷砖，有的刷了涂料，大门是铁皮的，刷着红漆或蓝漆，门楣上贴着瓷砖对联。他停下，对着第二户努努嘴，说：“就这个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你跟你姑好好说说话。回头来家里吃饭。”
我点头，目送他离开。一步步挪动到门前，这些年，我曾无数次在梦中回到这里，无论遇到什么，我从来没有一刻想过去死，就是为了回到这里，回到家乡，回到亲人身边。
大姑坐在院子里搓洗衣服。她坐在一只矮凳上，面前是一个大塑料盆，盆里泡着好几件衣裳，她弓着腰，双手在搓板上一下一下地搓，水声哗啦哗啦地响。她的头发已白了大半，稀稀的在后脑勺挽了个髻。后背弯着，脊梁骨从衣服下面拱起来。这些年，分隔千里，虽有专人每月发来照片，可亲眼见到，又是另一种感受。
我朝前走了几步，踩到一块松了的砖，发出声响。
大姑停住了搓洗的动作，抬起头来。
她看着我，眼睛眯了一下，又睁大。两只手从水盆里抽出来，湿淋淋地搭在膝盖上。她的嘴张开了，脸上的皱纹全挤在一处，眼泪先滚下来，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。她张着嘴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一声破碎的“啊啊”声，哭不出声来。
我又喊了一声：“大姑。”
她猛地站起来，踉跄了一步，手伸出来。我跑过去，一把抱住她。我还是回来的太晚了，还是太晚了。
“娃子，”她终于哭出声来，“娃子……”
大姑松开我，双手捧着我的脸。不敢用力似的，只虚虚地抚摸着，手指在我脸上慢慢摸索，摸我的眉毛，我的鼻梁，我的下巴。
“长这么大了，”她说，“这么大了。”
她的手从我脸上滑下来，摸了摸我的肩膀，又一路向下，最后握住我的手，翻过来看看手心，又翻过去看看手背，然后攥紧了。大姑又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脸上的笑容一下收敛了，“不是你不让你回来吗！你回来，人家那边知道不？”
我知道大姑在想什么。她怕裴家以为我长大了回来跟本家亲，怕人家心里生了嫌隙，怕我回去不好做人。我把她的手握紧了，说：“知道，他们知道。没事的大姑，他们知道的。”
大姑这才松了口气，连连点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她伸手抹了把脸，拉着我往屋里走，“进来说，进来说。”
她的手一直没松开，拉着我穿过院子，进了堂屋。屋里光线暗一些，陈设简单，一张八仙桌，几条板凳，靠墙放着一台挂式电视机，柜子上摆着一尊瓷观音像，前面供着香炉，插着三根没点着的香。她把我按在板凳上坐好，自己坐到对面，还是攥着我的手，一会儿看看我的脸，一会儿看看我的手，像是怎么也看不够。
“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？”她问我，“上的什么大学？”
“好，我过得很好，”我说，“在英国读的大学。”
大姑明显一愣，嘴巴张大了，问：“英国啊，有女王的那个？”
我笑着说是，有女王。
她又想了想：“那是不是得坐飞机去？老远了吧？”
“是，坐飞机，十来个钟头。”
“那吃得好不好？那边暖不暖和？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”
“都好，”我说，“大姑，都好。”
她看着我，嘴抿了抿，又点点头：“那得花老多钱了吧。你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，一定得报答人家。”
我垂下眼，点了点头。
大姑坐了一会儿，忽然站起来，拍了一下自己的腿：“哎哟，光顾着说话了，我去里屋拿点东西。”她走进里屋，翻了一会儿，拿出一个红色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沓纸钱和一束香，用细绳扎着口。
“回来了，该先去看看你妈和你姥姥姥爷了。”大姑说着，把塑料袋夹在腋下。她换了件干净褂子，把头发拢了拢，别了个黑卡子，又换了双鞋，拿了一顶草帽扣在头上，另一顶递给我，“走，我领你去。”
一路上姑姑不停地讲，讲哪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了，讲谁家的闺女嫁到县城去了，讲村东头的老李去年走了，讲村西头的老张家盖了三层楼。她边说边用手指点着，我一个一个地认，有的还能对上号，有的已经完全陌生了。
路上碰见人，隔着老远就喊：“海平婶子，这谁啊？”
姑姑便会挺起胸膛，说：“这是娃子啊！秀蝶的儿子！从北京回来的！”
“哟，都长这么大了！”
“可不嘛！”姑姑笑着，继续领我往前走。
出了村，沿着一条小路往北走了十多分钟，来到一片坡地。我认出来了，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坡，长满了野蒿子和荆棘。我姥姥姥爷当初就埋在这里，没有碑，只有一个土堆，妈妈埋在旁边的土堆里。
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，是一个小小的陵园。整块地用矮墙围了起来，青砖的墙，墙头盖着黑瓦。里面铺了青石板，石板之间留着缝，缝里长着细密的青苔。
四座墓碑整齐地立在石板地上，碑身打磨得光滑，上面刻着字。碑前面摆了石供桌，桌上有香炉和花瓶。陵园后面还种了一排松柏，北面靠着一座小山包，南面有一道浅浅的水渠，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，清凌凌地流着。
布局讲究。我虽不懂风水，也能看出这是请人看过的。
姑姑从塑料袋里取出黄纸和香，蹲下来，把黄纸一张一张拆开，叠好，压在石供桌上。她一边做这些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你走了以后，过了没多久，也就半年来的，北京那边就来人了，要了这块地。村里还不愿意，村委上那些人闹了一阵子，不让动。后来直接从市里来了个官，专办这个，就没人敢说话了。”
我怔怔地站着。裴自雪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。我走到母亲的墓碑前。碑上刻着：“先妣季母秀蝶之墓”左下角一行小字：“爱子季如愿叩立”。
碑上嵌着一张黑白照片，巴掌大的一块，妈妈的眉眼看着我，笑得很灿烂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，妈妈留给我的记忆里从没有这样明朗的笑。她在我脑海里是模糊的，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影子，嘴里总是嘟嘟囔囔地念着什么，头发也乱蓬蓬的。可照片里的她笑得那么明亮，眼睛弯成月牙，像所有正常的年轻的母亲一样。
我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上她的脸。冰凉的石面，光滑的触感。我跪下来，父母抵着碑座，眼泪掉下来，落在墓碑上，啪嗒啪嗒的。
大姑在旁边烧纸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叔，婶，秀蝶，你们放心吧，娃子现在可好了，都出过国了，可有本事了。人家对他好，他自己也争气，你们在下面别惦记了。”
我起身，又走到姥姥姥爷的碑前磕了头。说来惭愧，我已经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，姥爷是个怎样的人呢，旁人说起，大都形容他懦弱窝囊。因为姥姥当年大出血才生下女儿，姥爷心疼妻子便不再让其生产，这样的事，在大多数人眼中竟是窝囊。
如今好了，社会发展快，许多压人的糟粕被遗留在过去。可那时不同，在村里，没有儿子就是会被人欺负，两家打架都会被人指着鼻子骂“绝户”。
姥姥是怎样的呢。我记忆中她从未与人红过脸，谁家生了孩子，也都会找她帮忙缝制小被褥。过冬时，那上门找她做棉裤棉袄的人就更多了。
我不敢忘，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强迫自己回想这些。我是他们生命血缘的延续，如果连我都不记得，哪又有谁还能证明他们存在过呢。
最后我走到阿成的碑前。阿成的碑小一些，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，碑前放着一个小小的瓷碗，里面插着三炷香，已经燃尽了，香灰落在碗里。
我记得阿成活着的时候瘦瘦小小的，头发黄，脸上总挂着两道鼻涕痕。有一回我被村里的孩子欺负，他冲上去跟人打架，被人按在地上揍得鼻青脸肿，回头冲我咧嘴笑。他是我童年唯一的朋友，后来肚子里生虫，他爸不舍得买五块钱的驱虫药，拿农药在他身上打的，他拉了几天肚子，没多久就不行了。当地风俗小孩死了不立碑，他爸在村外的坡上随便刨了个坑埋了。
这件事，我只跟裴自雪提过一次，后来再没提过，我没想过他会记得，更没想过他会做这些。
“阿成，”我轻声说，“我给你带了巧克力，给你放这儿了。”
我把口袋里剩下的巧克力都掏出来，一块一块地码在碑前的石台上。大姑在旁边抹了把脸，没说话。
其实这里还缺了一个墓碑，我姐姐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跟姑姑说想见见当年的村|支|书。姑姑说好，拐了个弯往村支书家走。村支书姓刘，住在村东头，家门口种着一棵核桃树，我记得我小时候这棵树就在了。
大姑敲了门，来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，见了大姑叫了声婶子，又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大姑说这是秀蝶家的娃子，从北京回来的，来看看刘叔。女人赶紧让开身子，回头朝屋里喊：“爸！来人了！”
从里屋出来一个老人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拄着根拐杖，步子迈得慢，背有些驼，头发全白了。他走到堂屋门口，把眼镜推上去，眯着眼睛看我，看了好一会儿。
“这是……”他说。
“刘爷爷，”我走到他跟前，叫了一声，而后跪了下去，膝盖抵在水泥地上，声响干脆，“我是娃子，季秀蝶的儿子。我小时候家里出事，是您出的钱，帮我姥姥姥爷下的葬。我来谢谢您。”
我弯下腰，伏在地上，磕了一个头。
老人愣了一下，连忙放下拐杖伸手来扶我：“起来起来，快起来，咋能跪呢，你这是干啥，快起来。”
他扶我的胳膊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过来拉我。我站起来，他又看了我半晌，叹了口气：“你长大了，长大了。那会儿你才这么点儿高，瘦得跟根柴火棍似的，我见了心里难受，就出了那几个钱，不算啥，不算啥。”
他招呼我坐下，让女儿去倒茶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老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拐杖靠在手边。他的腿看样子不太好，坐下去的时候慢慢弯着，扶着椅子扶手，一条腿伸直了搁在脚凳上。
“在北京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“挺好的，刘爷爷，工作也稳定。”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他点了好几下头，“你姑姑这些年不容易，你多回来看看她。”
我说会的。
他又问了我这些年在外面的事，问了读书，问身体好不好。我一五一十答了。聊了半个多钟头，我说要走，老人家拉着我的手不肯放，说一定要吃了饭再走，我说改天一定来。
恩情只用嘴巴来说，未免显得浅薄。离开刘家，我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给林袖致，让他尽快安排刘爷爷儿子的工作，以及外甥女研究生毕业后人才落地的相关事宜。
回到家，天色已经晚了。姑姑在厨房里忙活，说哥哥马上从市里回来，晚上一起吃饭。我说我想去庙里看看，姑姑手上的动作稍一停顿，说：“去吧，去看看吧。”
静贤寺在后山的另一面，我走小路过去，走了二十来分钟。那条小路长满了草，两边的蒿子齐腰深，走在里面裤腿上沾了一层草籽。
当地政|策原因，人员走的走，转的转，这里便荒废了。
寺门没锁，一推就开了。院子里的草有半人高，青砖缝里都窜出了野花。大殿的门关着，锁已经锈了，我绕过正殿往后走，灶房的灶台还在，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。我走过去，伸手摸了摸灶沿，想起从前踩着板凳在这里煮白粥的日子。那时候师父还在，会给我留一碗稠的，粥面上结了一层米油，用筷子挑起来薄薄一张，香得很。
柴房的门也开着，里面剩了些碎柴，堆在墙角，已经朽了。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又往前走。后院那排房锁着门，我透过窗户缝往里面看，炕还在，铺的席子烂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麦草。窗台上还有半截蜡烛，蜡油凝成一小坨，不知道多少年了。
最后一间屋子门口挂了一把铜锁，锁是新的，和别的屋子不一样。我认得这间屋子，从前我跟着师父和师兄在这里诵经。门缝很窄，我贴上去，只能看见里面一片昏暗，一张长桌，几个蒲团，桌上的经书还码得整整齐齐。
我退后一步，在门槛前面跪下来，对着那扇门，端磕了三个头。
从寺里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，村路上亮起了路灯，隔几步一盏。大姑家的厨房亮着灯，烟囱冒着烟，远远能闻见葱花炝锅的香味。我推门进去，堂屋的灯也开着，一个男人正背对着门口，把塑料袋里的菜一样一样往盘子里码。
男人身形瘦高，穿着件蓝衬衫，袖口挽了两折。他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，我这才看清他的脸，眉眼跟大姐姐有几分像，但瘦得过分，脸颊凹进去，颧骨高耸。
我对他没什么印象。我小时候他在县城的寄宿学校读书，一个月才回来一趟。他的事我知道一些，在深圳的互联网公司做了几年，去年回了甘肃，现在在天水一家小公司做管理。我先前没多想，只当是他自己回来创业，“哥。”
他“唉”了一声，把菜往盘子里一搁，大步走过来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手抬了抬，像是想拍我肩膀，抬到一半又放下了，只是笑着看我：“长这么高了，你走的时候才这么点儿。”他用手在自己腰间比了一下。
“快进来，”他说，“看看有你喜欢吃的没。”
他拉着我到堂屋坐下，又去厨房端菜，我和大姑一起把桌子支开。桌上摆得满满当当，红烧肉，青椒肥肠，土豆炖牛肉，凉拌野菜，还有一盆羊肉汤。姑姑一边摆碗筷一边说：“随便做了几个菜，不够还有。”
“够了够了。”我说。
哥哥坐下来，给我倒了杯酒，又给姑姑倒了一杯。他自己也倒上，举起来：“来，娃子回来了，咱一家人喝一个。”
我也举起杯子。杯子碰在一起，其实我特别想问姐姐呢，姐姐在哪里，大姑说她嫁人了。怎么可能呢，大姐姐那么疼我，即便是嫁人了，知道我回来，她也一定会来看我的。
“快吃菜，”姑姑喝了一口，放下杯子，又往我碗里夹菜。哥哥也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我碗里，说：“多吃点，尝尝那个好吃。”
饭吃到一半，他的筷子忽然从手里滑出去，啪嗒一声掉在桌上，滚了两滚，落到地上。他弯腰去捡，动作有点迟缓，手指捏了几次才捏住。他若无其事地捡起来，去厨房换了双新的。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他直起身，笑了一下：“没事，天天敲键盘累的。”
我没再问，继续吃饭。大姑和哥哥说话，问我在外面的事，问北京天气怎么样，问住的地方大不大，我一一答了。说到开心事，也是笑声不断。
吃完了饭，我帮着收拾碗筷，大姑把我赶开了，说：“你坐着，让你哥洗。”
哥哥端着碗进了厨房，我坐在客厅里，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。姑姑坐在旁边，给我剥了一盘子花生。过了一会儿，哥哥洗完碗出来，坐在沙发另一头，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。电视里放着新闻，他问我平时看不看新闻，我说不咋看。
他往后靠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他往下坐的动作有点别扭。正常人坐下来是膝盖弯曲，身体自然下沉，他是先用手撑住沙发扶手，再慢慢地把身体放下去，两条腿像是僵着的一样，不着力。
“哥，”我说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他摆摆手：“没事，站久了，腿麻。”
姑姑在旁边接了话：“你哥就是太累了，天天加班。”
我心里的疑惑没消，但也没再追问。那天晚上我睡在二楼，床铺是新的，被褥晒过，有太阳的味道。我躺在床上，窗外蛙声一片，从远处田里传过来的，一阵一阵的，像从前一样。
就这样，我在家里住了下来。头几天到处走了走，见了一些人。国庆来过一趟，带着他媳妇和他那几个孩子，拎了一兜子自家种的葡萄。他媳妇憨厚，话不多，一直在厨房帮大姑择菜。国庆坐在院子里抽烟，跟我说这些年村里的事，说着说着就说到孩子学习的事，愁得他整日睡不着。聊到这里不可避免的又聊会我身上，他问我：“我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你还没个伴儿？”
我只笑着不说话，他也就不再多说。
“没有就没有吧，”国庆吐了个烟圈，“现在的人都想开了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不像我。”
“你几个孩子呢？”我问。
“三个，老大在镇上念初中，老二念小学，小的那个你也见了，还尿炕呢。”他嘿嘿地笑，“日子比以前强多了。以前那叫啥日子，吃了上顿愁下顿。”
我点了点头，没接话。他抽完一支烟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：“你好好待着，多住几天，你姑高兴。”
后面几天又陆续来了不少人，都带了厚厚的礼。我七岁离家，他们跟我能有几分交情，若不是为利而来，犯不着这样。
无非是工作上的，孩子学校上的，又或是借些钱。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全都一一应了，人活一生不容易，能搭把手的事就尽量别为难别人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七八天。有天下午，哥哥从市里回来得早，说今天没什么事就提前走了。他进了院子，我正蹲在墙角修水龙头，听见他进来，站起来跟他打了个招呼。
他应了一声，往里走，没走两步，忽然整个人往前扑了下去。
我听见一声闷响，他整个人趴在院子里，脸朝下，眼镜摔出去老远。我一惊，手里的扳手扔了就跑过去。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我去扶他，他的胳膊僵直着，关节像是卡住了，怎么也弯不过来。
“哥！哥！”我喊。
大姑也从屋里跑出来，看见这个场面，也是吓得不轻。她忙蹲下来，去扶哥哥的手臂，嘴里说着：“没事没事，就是绊了一下，没事的啊。”
哥哥被我翻过来，脸上蹭了灰，额角磕破了皮，往外渗着血。他闭着眼，嘴唇哆嗦着，像是要开口说些什么。顾不上这许多，我将他抱起，平放到屋里沙发上，直接打了120。
到医院后，医生检查了很久，又拍了片子，最后让家属过去。我怕真有什么事，姑姑会受不住，于是让她在病房守着，我一个人过去。
医生把片子拿给我看。片子上是脊柱的影像，灰白的骨骼，脊柱一节一节排着。医生指着其中一个位置说：“你看这里，这里有问题。”又指了指别的地方，“还有这里。我们初步判断是肌萎缩侧索硬化，也就是渐冻症。你哥哥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，手部肌肉萎缩，腿部行动障碍，吞咽和呼吸功能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，但往后……”
“能治吗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问。
医生啧了一声，摇摇头：“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，只能缓解症状，延缓进程。”他停顿了下，又说，“你们家里人，之前有没有类似的病例？这个病有遗传的可能。”
我不知道怎么是怎么走回病房的，只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，走几步就要停下歇一会儿，才足够留出呼吸的空余。
病房里，哥哥躺在床上，手背上打着留置针，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。他睁着眼看着天花板，听见我进来，偏过头来看我。
“没事。”他说，“别担心。”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问他。
他没回答，转回去看天花板。
我在床边坐下来，看着他。他瘦，住院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，锁骨从领口里支棱出来。手指放在被单上，微微蜷曲着，想握拳却握不紧。
“跟我回北京，”我说，“北京有更好的医院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。”
他摇头：“没用。这就是绝症，治不好的。”
“你不试怎么知道？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咱姐也是这个病。”
“姐走的时候，我没告诉你。
门被猛地推开了。
大姑冲进来，脚步踉跄了一下，扶着门框才站稳。她情绪异常激动，冲着哥哥吼：“你胡说什么呢！你给我闭嘴！
哥哥躺在床上，瘦削的脸没什么表情，看上去很平静，“难道不是吗，妈，”他说，“娃子已经长大了，他有知道真相的权力。”
大姑几步向前，扬手就给了哥哥一耳光，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响亮。
姑姑的手还举着，在半空中抖。她转过身来拉我，手攥着我的手腕，拽着我往外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娃子，你别听你哥的，你别听他说。他胡说的，他就是病糊涂了……”
我被大姑拖着往外走了两步，拽着我往走廊走。身后传来床架吱呀一声响，接着是塑料管拖在地上的窸窣声。哥哥拔掉了输液管，从床上撑起身，他用手肘撑着床面，一点一点把上半身支起来，两条腿从床沿垂下去，踩在地上，艰难走来。
“娃子，你听我说。”他的声音从后面追上来，“那个时候你还太小，正要考试。在我们这些人眼中，学习真就是天大的事。我们不想让你分心，不想让你担惊受怕。况且这是遗传性的，”他哽咽了一下，才继续道：“爸是这样，姐是这样，我也查出来了。我以后也会变成这样。”
“如果让你知道了，你一定会很担心，每天活在恐惧里。”他说，“我们不想这样。可是，娃子，你长大了，你该知道这些了。”
有一瞬间，我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。
我的胃忽然猛地一抽。一股酸水从喉咙里涌上来，我弯下腰，捂着嘴干呕起来。胃里空空的，什么也吐不出，只一下一下地痉挛。
视线模糊了，头顶的灯变成一团白花花的光晕，走廊在晃，墙壁在晃，脚下的地面在晃。我听见姑姑在喊我，听见哥哥在喊我，那些声音远远近近的。
意识好像从我的身体中抽离出去，我看见我自己站在一条白惨惨的走廊里，面前站着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一个老一些，一个瘦一些，他们都在看着我。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。
第90章 等死|裴自雪视角1
我对人世间最初的记忆，是一间四四方方的无菌病房。
五岁之前，我活在玻璃里面。每天早晨，我都会被玻璃外面的一阵响动唤醒，今天来的是爸爸。他穿着身黄色的从头包到脚的衣服。他不能进来，就站在玻璃外面，把一只手掌贴在厚厚的玻璃上，另只手的手指弯成兔耳朵放在头顶，冲我做各种鬼脸。
他的脸被隔离服的面罩压得变形，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其实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但我知道他在喊我的名字。我总是很努力地抬起手，也把手掌贴在他手掌的位置。
有时候是妈妈来，妈妈不怎么做鬼脸，她总是哭。她贴着玻璃把手掌放上来，眼泪会顺着面罩的边缘滑下去，掉在隔离服的领口上，堆积成深色的一小团。她哭的时候嘴巴抿得紧紧的，肩膀一抖一抖。我冲她眨眼睛，她便慌忙收起眼泪，吸吸鼻子，冲我笑。
哥哥们课业之余，所有的闲暇都用来陪我。大哥比我大七岁，二哥比我大三岁。他们轮流守在玻璃外面的休息室里。那是一间大大的屋子，摆着齐全的家具，茶几上永远摆着高高的童话书。
二哥最会逗我，隔着冰冰的透明墙壁，他在玻璃上呵一口气，画一只歪歪扭扭的乌龟，乌龟脑袋特别大，像颗土豆。我笑不出来，因为我嘴里还插着管子，便只好努力弯弯眼睛。二哥看见了，就更起劲地画，画完乌龟画小狗，画完小狗画房子。
大哥安静些，他靠在外面的玻璃墙上，拿着画书一页一页翻给我看。每个故事都不同，每页都有好大一幅画，旁边只有几个字。大哥翻得很慢，一页停好久，等我眼睛看完了眨一眨，才翻下一页。
我的认知世界，全部来自方寸屏幕与一沓沓彩印画书。
家人怕我孤寂，特意找人定制了温和的知识动画，排除激烈的画面，杜绝喧闹的音效，只有慢悠悠的山水，草木，日月星辰。画书被消毒了一遍又一遍，哪怕我从未真正触摸过它们。我躺在床上，仰着头，一点点认识这个世界。
我的大部分人生，都禁锢在柔软宽大的床上。日升月落，晨光漫过窗台，暮色吞噬天光，我躺着，看输液管里的水滴，等里面快要空了，护士阿姨就会来换一个新的袋子。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醒过来的时候袋子已经换过了，我就在心里偷偷把它补上。大哥说我在里面很乖，从来不哭，其实我不是乖，我只是不知道可以哭。
休息室的玻璃很大，从天花板一直到地面，把我这间小房子和外面的世界隔开。玻璃是特制的，到了晚上就变成一片茫茫的白。有时候夜里我睡不着，会盯着那片白色发呆，想象他们是不是还坐在外面，会不会也像我这样，盯着同一片白色发
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与他们唯一的不同，就是我身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管子。细细的透明的软管，缠绕着我的鼻子，口腔，胸口，手腕，脖颈和肚子。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就像我的手指或脚趾。
是我的另一层皮肤，是我和这个世界之间所有的联系。我不喜欢它们，但也不讨厌，它们生来就是我的一部分。
疼我是习惯了的，从左胸那处透过来，细细密密的，从头到脚，轮着番地疼。
可那时候我不觉得自己痛苦。
我以为人生来就要住在这种房子里，是这间屋子孕育了我。以为外面的人也是这样——他们坐在小屋子里，隔着玻璃看一个小孩，那个小孩身上插着管子，躺在一张会摇的床上。等我长到哥哥那么大，我就能走出去，像他们一样坐在外面的椅子上，看另一个小孩。
我以为我是这间病房的孩子。
等到足够大了，我才会“出生”。
我一直在等自己出生。
四岁那年的某一天，医生们来了许多人，围着我转了很久。妈妈在外面哭，爸爸搂着她，大哥站在一边，也红着眼。那天我身上大部分的管子都被摘掉了，鼻子里那根最大的拔出来的时候，我喘了好几口气，觉得鼻子里面空空的，凉凉的，有点害怕。
又过了一年，医生叔叔来拆我身上最后的管子了。那些陪我睡陪我醒的软管子，一根一根从我身体中彻底离开。
生日当天，妈妈把我从房子里抱了出来。
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外面的空气是流动的。原来风是能感受到的，阳光是刺眼的，原来声音可以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而不只是隔着玻璃闷闷的响。我趴在妈妈肩上，看见了一个很大的院子，院子里有花，有树，有鸟。
房间里也有花，插在床头柜的白瓷瓶里，粉色的蓝色的，开得很热闹。我盯了它们很久，它们一直开着，不谢也不垂头，我才知道是假的。窗外有鸟，麻雀，停在树枝上，振翅，啄羽，歪头，一刻不停地动。不管风吹雨淋，它们一直在那里，永远不飞走，我知道那也是假的。
奶奶说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去看真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其实我已经分不太清真和假了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
院子里很安静，佣人总是光着脚走路。我多数时间还是躺在床上，天花板是白的，灯也是白的，整个房间白得像一块巨大的纱布，把我裹在里面。家人同从前那样陪伴着我，大哥趴在床沿，下巴搁在手背上，跟我说外面的事。他说春天的时候，院子里的玉兰开了，白色的，很漂亮。二哥说不对，玉兰是紫色的。
大哥说白色，二哥说紫色，两个人在我床边争起来，越争越小声，最后又默契地安静下来，因为陈伯在门口瞪了他们一眼。
他们说花开了，我就知道又是一年。花落了，也是一年。一年一年从我床前走过去，脚底下踩着一层又一层的花瓣。我不知道一年有四季，我出不去，也看不见。
我躺在床上，凭着他们的只言片语，拼凑着我永远触碰不到的人间。花开花落，一年又一年，就在我日复一日的静卧与等候里，仓促翻篇。
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，病房之外的世界，从来都不属于我。
为了让我活着，我的家人把我的世界削减成一个小小的盒子。不能有声音，不能有灰尘，不能有花粉，不能有一点点的温差变化。我是这个盒子中心的一颗有裂纹的玻璃珠。所有人围着我转，小心翼翼地，屏住呼吸地转，怕一用力，我就碎了。
疼痛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演化成痛苦的。
我有时候想，我大概是这个家里的一块石头，一块压在所有人胸口上的石头。他们不能扔掉我，也不能搬动我，只能沉甸甸地方日日夜夜地揣着。
别的孩子一岁牙牙学语，两岁学爬，肆意探索世间万物。我六岁才勉强吐字清晰，学会完整说话，七岁才能在旁人的搀扶下，笨拙地迈出第一步。
护士阿姨们还在，唯一的变化是她们的白衣裳换成了浅蓝色。她们跟在我身后，寸步不离，我一走，她们就张开手臂护着我。
“慢一点，少爷，慢一点。”
我慢下来了，可我还是摔倒了。膝盖磕在地毯上，不疼，真的不疼。但胸口忽然跳得厉害，锤得我喘不过气。我张着嘴，说不出话，眼前发黑，看见妈妈的脸从远处跑过来，嘴巴在动，但我听不见声音。
醒来的时候又回到了那间房子——白色的墙，白色的灯，管子又回来了，就缠在我手上。我侧过头，看见妈妈趴在床边睡着了，她的脸枕在胳膊上，压出一道红印，眼角还有没干透的泪痕。
我伸手去碰她的脸，手指刚挨上，她就醒了。看见我睁着眼，她一下子笑起来，眼睛含着泪，嘴角却往上牵扯。她凑过来亲我的额头，嘴唇凉凉的，说宝宝醒了，妈妈在呢。
我在她眼睛里看见了自己，小小的一个，缩在瞳孔里，脸色是苍白的，嘴唇没有血色。
我不想他们这样。我想结束掉这一切，结束病痛，结束他们为我流的眼泪。我知道这个想法不对，可我管不住它，它和我的心脏一样，不受控制地乱跳。我闭上眼睛，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明天不再醒来了，他们会不会好过一些，过一会儿又想，不会的，他们会更难过。然后就卡在这里，进退不得，活着是拖累，死了是辜负，只好继续躺着，继续疼，继续等。
有时候疼到顶了，反而昏过去，再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，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分不清是黎明还是黄昏。
九岁那年凛冬，寒潮提前席卷整座城市，我的身体断崖式衰败。频发急性心衰，动辄缺氧晕厥，每周都要数次紧急抢救，西药，汤药，理疗尽数试过，医生束手无策，所有医疗手段仅能短暂延缓脏器衰竭，再也无法稳住我的心肺功能。
医学走到尽头，家人别无选择，请师父算过八字，决定带我去静贤寺祈福。说是祈福，但我听得懂大人们压低声音说话时漏出来的那些字眼，最后，试试吧，真没办法了。
他们把所有的办法都试完了，现在轮到神明了。
车子蜿蜒驶入深山，远离城市喧嚣。静贤寺藏在群山褶皱间，香火清淡，四周林木萧瑟，冬日山风凛冽，刮过枯枝发出沙沙哀响。
那座玻璃房子建在半山腰上，背后是一面山崖，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山谷。车开不上去，要步行一段石阶。大哥背我，他那时候已经十七了，个子蹿得很高，背也宽了，趴在上面很稳。石阶两边满地枯黄落叶，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，挺好听的。我闭上眼睛，把脸埋进大哥后背的衣服里，我听到他说：“小雪，我们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。”
家里提前出资，在寺院后山僻静坡地建造了一间房间。三面是墙，一面是整块的玻璃，采用了单向透视钢化玻璃，室内能完整看见山间流云，草木，往来香客，外界却无法窥见屋内分毫。房间复刻了我原有的卧室配置，恒温恒湿，全套心电监测，供氧设备一应俱全，等同于把我的病房搬到山野之间。
他们将我安置在此，请寺中高僧每日诵经祈福，父母兄长轮流驻守山间，日日等候虚无神迹降临。
我开始过一种更为安静的生活，每天早晨醒来，看着外面的天慢慢地亮起来。然后我就躺在床上，看书，或者看外面的山。有时候会看见松鼠从树梢上跳过去，蓬松的大尾巴像是一把小伞，有时候会看见山下有农人在田里劳作。
我已经习惯了疼痛，它是我的老朋友，每天都来拜访我，陪我说话，陪我发呆。我不再害怕它了，只是等着，等着有一天，它把我带走。我把手放在胸口，感觉到那颗心在下面微弱地跳着。我闭上眼睛，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：下次，下次你跳不动了，就别再跳了，我不怪你。
寻常的一个下午，我正看着窗外的一只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，来来回回就那几根枝子，也不嫌烦。我都看困了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玻璃下面多了一小团影子。我起初以为是松鼠跑下来了，定睛一看，是一个人。
很小的一个人，背着比他还高的柴火，柴火用草绳捆着，结结实实地压在他背上，把他压得整个人往前倾。他的头发又长，乱糟糟地遮在脸上，盖住了大半张脸，衣服也灰扑扑的，看不出原来的颜色，脚上穿着一双鞋，鞋明显比他的脚小，脚趾头从前面露出来，整个人脏兮兮的。
他走得很慢，一步一顿，柴火在他背上晃来晃去，看着随时要散。走到我窗下的时候，他停了下来，把柴火靠着墙放了，自己一屁股坐到地上，软塌塌地瘫在墙根。
紧接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。馒头是黄的，瞅着硬邦邦的，边缘还有几处干裂的口子。他把馒头举到嘴边，咬了一口，比起咀嚼，更像吞咽。他脖子伸得长长的，像是咽下去的时候喉管被撑开了似的。
他咽一口，歇一下。吃了一半，他把剩下的半个馒头重新裹进一个塑料袋里，他裹得很仔细，把口子拧了一圈又一圈，然后撑着地站起来，走到墙角一棵树下面，用用扒拉开一堆落叶，蹲下去，又挖出一个小坑，把馒头埋了进去。像动画片里的小狗。
埋完之后他用落叶把坑盖好，拍了拍手，又拍了拍膝盖上的土，重新坐回墙根。他歪着头，看着远处的山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。
转天他又来了。还是那一捆柴火，还是那件灰扑扑的衣服，手背上多了几道新伤，大拇指上蹭掉了一块皮，红红的一片，上面还沾着泥土。他靠到墙根，把昨天埋的馒头扒拉出来，继续啃。
第三天他来的时候，脸上多了一块青。第四天，脸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，贯穿眼鼻。第五天，腿瘸了。每天他都带着新的伤出现，旧伤上面叠新伤，像一棵被人反复踩踏又反复站起来的野草。
那天我看到了他被打。
几个比他大的孩子从坡上冲下来，拦住他的去路。他把柴火放下，一开始还站着，后来对方推了他一把，他就倒了。倒了之后他马上爬起来，两只手合在一起，上下摆动，那是在作揖，他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听不见他说什么，但看他的嘴型和表情，像是在恳求对方。他脸上堆着笑，整张脸都挤在一起。
但那些小孩不理他的求饶。领头的那个大孩子一脚踹在他背上，把他踹了个趔趄，然后几个人围上去，拳打脚踢。他似乎是熟练地把头抱住，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，柴火被踢散了，散了一地，草绳也断了，木柴滚得到处都是。
他们踢了他很久。他始终没有还手，就那样抱着头缩着，像一只蜷起来的刺猬，可他没有刺。
那些人走了之后，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。我以为他起不来了，但他还是起来了。他爬起来，跪在地上，一根一根地把那些散落的柴火捡回来，有些滚远了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捡，捡回来之后重新捆好，然后把那捆柴火搬到路边，挪了两步，又停下来。
太疼了，大概是。他不得不缩到墙角去歇一歇。那个墙角就在我的窗户下面，他靠着墙坐下来，两只手圈住膝盖，把脸埋进去。他这个姿势刚好背靠着我的窗，玻璃是单向的，他看不见我，我也看不见他的脸。他的背很小，冬衣又很薄，肩胛骨顶起来，薄薄的两片。
只是片刻的歇息，短短几分钟。
他便重新挺直脊背，咬着牙背起那捆沉重的柴火，一步步缓慢又艰难地向着山坡上方走去，背影渺小又倔强，消失在枯黄的山林尽头。
我以为经过这样一场凶狠的殴打，他定然会畏惧，会退缩，会再也不敢来这片山坡。
可第二天午后，他依旧准时出现。
比往日晚了些许，应该是耽误了不少时间。
他的半边小脸高高肿起，脸颊青紫交错，嘴角破了皮，结着浅浅的血痂，眉眼被淤青遮掩，看着狼狈又可怜。
可他好像全然不在意身上的伤痛。
背着沉重的柴火，走在山间小路上，小小的脑袋微微摇晃，步伐依旧蹒跚，却自顾自地轻轻晃着身子，像是在自娱自乐。
真是野蛮又蓬勃的生命力。
依旧是老样子，他卸下柴火，坐在我的窗下休息。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塑料袋，解开，取出馒头，开始啃。啃完之后他把塑料袋重新裹好，走到那棵树下，扒开落叶，把馒头埋进去。
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着看山，而是转过身，面朝着我的窗。他把脸凑得很近，近到他的鼻尖几乎要碰到玻璃。他哈了一口气，玻璃上起了一层雾，他用手指在那层雾上画东西。手指很短，画出来的线条歪歪扭扭的，隔的太远，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。
我心底忽地生出从未有过的好奇。
十年卧床，我早已麻木迟钝，对世间万物都失去了兴致，疼痛耗尽了我所有的情绪。可这一刻，我忽然迫切地想知道，他在画什么。
我挣扎着，撑起沉重的身体。
胸口的管线随着动作轻轻拉扯，熟悉的窒闷与绞痛瞬间袭来，眼前泛起阵阵黑晕。我咬牙忍住翻涌的不适感，拖着长长的输氧管，慢慢挪下床。
双脚落地的瞬间，几乎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。我只好扶着墙壁，一步步缓慢又艰难地挪到落地窗前。
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，我低垂着头，看着他认真勾画的样子。
白雾稀薄，笔画稚嫩潦草，弯弯扭扭的，看不出具体的形状，分不清是兔子，是小鸟，还是山野里的松鼠。
只是一团笨拙又可爱的小小轮廓。
画完之后他退后两步，歪着头看了看自己的画，满意的笑了。
玻璃上我的倒影和他画的涂鸦叠在一起，他的笑脸盖在我的脸上。这是我第一次，完整看清他的模样。
眼睛很大，笑起来弯成两道月牙，嘴角翘起来，露出一对小小的虎牙，脸颊上还有两个浅浅的梨窝。太阳正好从他背后照过来，给他整个人镀了一层毛茸茸的边，脏兮兮的脸上全是金色的光。
他看了那幅画一会儿，又凑上去，用袖子把它擦掉了。然后背起柴火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我站在窗边，手还扶着长长的管子。管子冰凉，手心却是热的。我发现自己在想，明天，他又会画什么呢。我将手贴到玻璃上，玻璃上那层雾已经散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山坡上那个小小的身影，背着那捆巨大的柴火，已经走远。阳光跟着他，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投在青色的山路上。
我竟然也开始期待明天，想着他会怎样的出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