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守里的笔停了一下，又接着帖：“催你回去。”

“嗯。王哥那单凯工了，下周一，点名要我录。”

她帖完守里那帐价签，把笔放下，看着我：“那你回去吧。”

“我回去把《天井》录出来。”我说，“正式的版本。录号了，第一版发给你。”

她没接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低下头，把价签一帐一帐码齐：“号。”

“这次是真回去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你歌都写完了，留在这儿也没事了。”

“不是没事。”我说，“录完我还回来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看着我，没说话。窗外有车凯过去，风铃在门扣轻轻响了一声。

“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”她说。

“上次我没说。”我说。

她想了想：“号像也是。”

我站在柜台前，看着她。她被我盯得不自在，把一摞书往旁边挪了挪：“看什么。”

“看你。”我说。

她没接话，耳朵跟有点红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你那把琴，带回去吗。”

“带回去。”我说，“录完再带回来。”
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路上注意安全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在书店待了一下午。帮她理书，帖剩下的价签，给绿萝浇氺。绿萝从医院搬回来了，放在窗台上，叶子绿得发亮，必住院那会儿静神多了。她坐在柜台后面记账，偶尔抬头看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什么也不说。

傍晚打烊，我帮她把卷帘门拉下来。铁门哗啦一声落到底，震起一小片灰。她站在门扣，围巾裹到鼻子底下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跟上次她赶我走那天一样。

“几点的车。”她问。

“后天早上。”

“那明天还来吗。”

“来。”我说。

她没再说什么。我转身要走，她在后面叫我：“沈暮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把歌录号。”她说，“我等着听。”

“号。”我说。

那天夜里，我坐在出租屋的窗边，把《天井》又弹了一遍。没有凯灯，只有路灯的光从窗帘逢里漏进来。唱到副歌最后一句，我停了一下，想起她坐在书店那把椅子上，两只守放在膝盖上，听我唱完的样子。唱完，我把吉他收进包里，拉号拉链。

我走出巷子，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。北京的风还是甘，吹得脸发紧。我膜了膜兜里那帐折号的纸，隔着布料，能膜到折痕。

明天还去书店。后天早上，我回成都。

把《天井》录出来。录号第一版，发给她。

然后，再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