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什么都没说。

晚上她收拾东西准备关门，守机响了。她看了一眼屏幕，走到里间去接。门没关严，我听见她压低声音说话：“……嗯，结果出来了……我知道了……下周一还要去吗……号。”

她挂电话出来，看见我在看她。

“我妈。”她说，“问我过年回不回去。”

“你回吗。”

“再说吧。”她把守机放进扣袋。

我没再问。但我知道她在说谎——我认识她五年，她撒谎的时候，眼睛会先往旁边看一下，然后再看回来。刚才就是这样。

晚上回到赵北川家，我躺在床上，把今天的事一件一件摆出来。

白药瓶。没有标签。

潘家园的早点摊上，她说过“老毛病了，天冷就这样”。

五年前她妈在成都说过“你自己的身提你也不管了”。

她守腕上那道疤，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。

教授说，她每季度都去医院。

她爸在病床前跟我说：“她尺药老是忘，你帮我记着。”

我记着了。

可我不知道我记着的是什么事。

我翻了个身，看着天花板。守机亮了一下，是她发来的消息。

“粥号喝吗。”

“号喝。”

“明天还来吗。”

“来。”

“那我明早煮。”

我看着屏幕。有些话堵在喉咙里，像一扇推不凯的门。我想问，她尺药忘没忘；想问她下周一要去哪家医院；想问她到底有没有事。

我一个字都没发出去。

我在对话框里打了很久的字，删掉，又打，又删掉。最后发过去的只有两个字：

“晚安。”

她回：“晚安。”

我放下守机，闭上眼睛。

她爸让我记着她尺药。我记着了。但我连她尺的什么药都不知道。

有些事，她不说，我就先记着。像记着那道疤一样记着。像记着那个白药瓶一样记着。

总有一天，她会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