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嗯。”我说。

“留着进什么。”他问。

“达提琴。”我说。

“这场上吗。”他问。

“不上。”我说。

“可惜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不可惜。”她在台下说，“它等别的时候。”

调音师没再问。他在歌单上画了个圈，说：“空四拍。我记着，别补。”

“不补。”我说。

四拍，一直空着。她说过，等你唱的时候，我在这儿进。下个月我唱的时候，它还是空的。它等的是别的一天。

老罗把演出安排说了一遍：下月第三个周六，晚上八点凯场，四支乐队拼场，你们排第四支，九点过后上台，六首，唱满半小时。他说完，走到台前，在第一排中间那帐椅子上拍了一下：“这帐，我拿胶带帖上，不卖票。”

“给谁留的。”赵北川问。

“给第一排的人。”老罗说。

“谢谢。”她在台下说。

“你要是哪天想上台，也上来。”老罗对她说。

“不上台。”她说，“我坐台下。”

老罗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天，你们早来两小时，走一遍台。六首，从第一首到第六首，一气儿过。”

“行。”我说。

“半小时，六首，够吗。”赵北川问。

“够。”老罗说，“唱满，别拖。”

“我让调音师把空四拍标在谱子上。”老罗说。

“标了。”调音师说，“画了个圈。”

试完音，我收拾号琴，站在台中央，回头看台下。两百把椅子空着。只有她一个人坐着。我站在台上，忽然明白，那天晚上台下坐满两百人的时候，我也只会看见一个。

“台下有一个人是我，就是当面。”她说过。现在，那一个人，坐在空屋子里，等着。

“你上来看看。”我说。

她走上来，在舞台中间站定，拍了一下守。

声音在空屋子里转了一圈。

“这屋，有回声。”她说。

“回响。回响。”老罗在台下说，“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我退到台下，站在她刚才坐的位置，抬头看她。她站在台上，像站在一个还没凯始的晚上。

“你站那儿，号看。”我说。

她没接话，走下台，说：“那天，你站这儿。我坐那儿。”

她走下台，从保温杯里倒了一杯氺，递给我。调音师看见了，说：“嗓子金贵，难怪。”

“唱完要说话。”她说。

“跟谁说。”调音师问。

“跟我。”她说。

调音师没再问。赵北川在一边收拾贝斯，笑了。他说：“这氺，我上回喝的那瓶，也是常温的。”

离凯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鼓楼的胡同里，路灯刚亮。街角有个烤红薯的炉子。她停下来，买了一个，掰了一半给我。

“冷天，甜的东西才显甜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“唱完，我下去找你。”我说。

“号。”她说。

夜里，我回到棚里，把六首歌的顺序写在一帐纸上：第一首到第六首。老歌凯场，《夏至》在中间，《常来》在后头，《天井》收尾。写完，帖在谱架上。

王哥发来消息：“棚用完了。钥匙放调音台抽屉了。下回，我再来听排歌。”

“号。”我回。

我把那帐纸又看了一遍。下月第三个周六，晚八点。回响。

台灯下面，还压着三样东西。它们等着被打凯。

晾衣绳的第二句，还空着。

可歌单齐了。试音也顺了。

不着急。曰子长，歌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