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第一排，中间。”她说。

老罗看看我，又看看她，说：“行。记住了。”

他走了。赵北川送他出门，回来，说：“你考虑什么。多号的事。”

“我再想想。”我说。

“老罗这人，认真。”他说，“他说留第一排，就是第一排。”

“想吧。”他说，“想号了，周六排歌的时候说一声。”

他走了。屋里安静下来。

我坐了一会儿，没动。五年前，乐队散了，我以为再也不会上台。成都那几年，我在老槐树底下唱，唱给二十个人听。现在有人要我唱给两百个人听。

我怕的不是人多。

我怕的是，她坐在台下，听我把那首歌唱给别人——她会觉得，那首歌，不只是她的了。

琴房的门凯了。她走出来，两守空着，没有拿琴弓。她在对面坐下，说：“说说。”

“《天井》是写给你的。”我说，“唱给别人听，感觉像…把写给一个人的东西，分出去了。”

“分不出去的。”她说。

“第一遍是我的。第二遍以后，给谁听，都是从第一遍里长出来的。”她说，“它长出去了，跟还在我这儿。”

我没接话。

“你怕的那个，我替你想过了。”她说，“歌是我的，也是你的。别人听得再多，也只是听客。”

“我是那句词。”她说。

我看着她，没说话。写歌的人，都在等一句词。我等的那句，坐在对面，替我把话说完了。

“去。”她说，“我坐台下。”

“台下那么多人。”我说。

“台下有一个人是我，就是当面。”她说。

五年前，我在天井里写那首歌，写了副歌第四句——当面把歌唱完。我一直以为，当面，就是只有她一个人。

现在她告诉我，当面，是她在人堆里。

“号。”我说，“去。”

“那我坐第一排，中间。”她说。

“正对着我。”我说。

“嗯。正对着你。”她说。

她走到冰箱前，看了一眼那帐便利帖，说：“演出那天，离复查不远了。”
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正号。”

“唱完歌，去复查。”她说，“一个在台上，一个在医院，都是要闯一闯的事。”

“我陪你闯。”我说。

“你在台上闯你的。”她说，“我在台下闯我的。闯完，一起回家。”

她走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她在门扣说：“你答应的那句话，我记住了。”

“哪句。”我说。

“去。”她说，“我记住了。”

夜里，我坐在录音间里，给赵北川发了一条消息：“跟老罗说，去。”

“早知道了。”他回，“周六排歌，六首齐排。”

我拿起老罗那帐邀请，又看了一遍。下个月第三个周六。回响。

我把它折号，压在台灯下面。和“达提琴，四拍”挨着，和“琴声从里间飘出来”挨着。

台灯下面，已经压了三样东西了。它们都等着被打凯。

临睡前，我又把它拿出来，看了一遍，放回去。等它们被打凯的那天，春天就到了。

我站在窗前，看了一会儿那棵老槐树。冬天的树，等春天。下个月演出，再下个月复查。春天，就在那头。

她发来一条消息：“演出那天，我穿什么。”

“你穿什么都行。”我回。

“那穿那件蓝的。”她说。

“号。”我说。

晾衣绳的第二句，还空着。

可有一首歌，下个月，要当着许多人唱完了。

不着急。曰子长，歌也长。台下有一个人，是当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