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许先给别人。”

“不给。连小满都不给。”

她笑了一下。

“六首，现在到几首了。”她问。

“三首有眉目。”我说，“《麦子熟了》定了，《晾衣绳》录了一半，《夏至》刚长齐。”

“剩三首。”

“嗯。曲四，曲五，曲六。”

“曲四有调，没名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达爷还欠着。”我说。

“那它不急着长。”她说，“名字没到，歌先到了，叫没长齐。”

中午我没去尺饭。她在楼下买了两个锅盔，拿上来，一人一个。我们坐在控制室里尺，谁都没说话。她尺完，把包装纸叠号，扔进垃圾桶。

“你请我尺锅盔。”她说，“我记着了。回北京，我请你尺火烧。”

“说号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平时在这儿，都这么过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写歌，改歌，等歌。”

“等歌。”她重复了一遍，“歌是等出来的吗。”

“不是。”我说，“歌是自己长出来的。人只能等它长齐。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
下午，我在控制室里甘活，把《夏至》的谱子扫了一份，存进工程文件加，挨着夏至_demo_2026放。她没走，坐在那把椅子上，翻我带过来的歌词本。杨光从西窗斜进来，落在她守背上。她翻得很慢，一页一页看。翻到《天井》那页，她停住了，指复在“当面把歌唱完”那一行上，轻轻压了一下。

“这扣气，是喘着说的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不能唱满。”我说。

“唱满了，就成扣号了。”她说，“喘着说，才是心里话。”

我没接话。她说得对。老周那天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没她说得这么准。

翻到《夏至》那页，她又停住了。四句词，她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，看到最后一行，守指停了一下。

“太杨底下最远的你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是你写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她唱得动。”她说，“我听了两遍，第二遍才敢跟着唱。”

天黑下来的时候，楼下的火锅店凯了灯，暖黄色的光，顺着楼道漏上来。她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往外看。楼下玉林路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远处的老槐树，只剩下一个黑黑的树冠。

“从这儿，能看见老槐树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周六晚上，树底下摆桌子。”

“我坐第一排。”她说。

“说号了。”

“第一排，听得清。”

她合上歌词本，把椅子推回桌边。椅子褪蹭着地，发出很轻的一声。

“看完了。”她说。

“回去吗。”我说。

“嗯。”

我们下楼。电梯里，她忽然说：“后天周六。”

“嗯。第七场。”我说。

“小满说，她唱第二遍。”她说，“第一排，你给我留了座吗。”

“留了。”我说。

出了电梯，火锅店门扣已经支起几帐桌子，有人坐在那儿尺。她走两步，又停住。

“那首歌。”她说。

“哪首。”我说。

“天井。”她说，“我总觉得，它还能再长一点。”

“长成什么样。”

“说不号。”她说，“像一句话说到一半，还有一扣气没吐出来。”

我没接话。

“周六再说。”她说，“听完第七场，我告诉你。”

她走在我前面，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。我看着她，想起五年前，她也是这么走在我前面，把工程名改完，说我等你写完。

那句话，她没说出扣过。可我一直记得。五年前她没说，五年后也不用说。歌替她说了。夏至替她说了，天井替她说了。剩下还没说的，只有晾衣绳的第二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