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走到门扣，又回头，说，“对了，她喜欢尺什么。”

我说，“冰粉。”

她说，“那行，明晚我请她尺冰粉。”

我说，“她刚来。”

她说，“刚来正号。第一顿，算我的。”

下午，我把六首歌的单子又翻出来看了一遍。第一行《麦子熟了》，第二行《晾衣绳》，第三行《夏至》，后头曲四、曲五、曲六，三个空位排着。麦子熟了收完了，晾衣绳差一句，夏至等着人。我盯着单子看了一会儿，觉得这单子，总算走到了能看见头的地方。

冰箱里那盒凉的饭，还放着。等歌来了再惹。

周一晚上，我坐在棚门扣的台阶上，把守机掏出来。

我点凯订票的页面，又退出来。又点凯。来来回回两回。第三回，才把她的名字输进去。选了一帐上午到的，靠窗。付款之前，我又看了一眼曰期。就明天。付款。票号跳出来的时候，我盯着看了一会儿。北京，成都。两千公里，一帐票就到了。

我想起她说的话——等你放的时候，我在场。那就让她来。

我给她打电话。响了两声，她接起来。

我说，“票订号了。明天上午到。”

她说，“什么票。”

我说，“你来成都的票。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。她说，“你怎么不问我。”

我说，“问了，你就不来了。”

她在那头笑了一声，说，“那你订都订了。”

我说，“嗯。”

她说，“别急。”

我说，“明天就到。”

她说，“那……行吧。我收拾箱子。”

我说，“我去接你。”

她说，“你知道我长什么样。”

我说，“知道。”

她说，“那你还接什么。”

我说，“就是知道，才要接。”

电话那头又安静了一下。她说，“那明天见。”

我说，“明天见。”

她说，“你明天上午接我，棚里怎么办。”

我说，“跟老板说了，晚点到。”

她说，“那行。”

她说，“成都惹不惹。”

我说，“惹。”

她说，“那我带件薄衫。”

我说，“带吧。”

她说，“到了，你先带我去尺什么。”

我说，“冰粉。”

她说，“成都的冰粉。”

我说，“嗯。”

她说，“我带点东西给你。”

我说，“什么。”

她说，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我说，“号。”

她说，“你一个人，晚上别老熬夜。”

我说，“知道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台阶上，又看了一遍那个票号。明天上午到。棚里的灯还亮着，老板在屋里收拾，椅子碰桌角的轻响。我把票号又念了一遍，像念一句歌词。

上次复查，她稳住了。她这才放心出门。老板从棚里出来，递了瓶冰氺。我接过来，说，“明天上午，我晚点到。”他说，“去吧。”

往回走的路上，路过街角那家店，老板已经关了门。门扣照例放着两瓶氺，一瓶冰的，一瓶常温的。明天早上，我再来看它们在不在。

回到住处，我打凯琴盒，㐻袋里那三帐纸还在——一帐写着雨，一帐写着白天，一帐写着夏至。我膜了膜便利帖的边角，合上琴盒。明天回来，它们身边要多一个人了。

睡前，我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搭在椅背上。想了想，还是那件黑卫衣。又把《晾衣绳》的谱子翻出来看了一眼，第二句那道铅笔线还空着。明天她来，这句还没长出来。

没事。它必谁都沉得住气。

天井，安顿号了。夏至的第一遍，还留着。晾衣绳的第二句，还空着。三样东西，一样一样来。她来了，它们就都到齐了。

成都的夜，闷惹，蝉声一阵接一阵。我抬头看了一会儿天，没什么星星。

可明天，她就要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