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端着粥碗，碗里的粥已经凉了。

“我把两个消息放在一条里发的。”她说，“我爸的病，我的病。我想着，你要是点凯那篇文章，你就都知道了。你要是没点凯，那就算了。”

“算了。”我重复。

“算了。”她说，“后来我想，你没回，就是不想知道。那我就自己扛着。”

“我没不想知道。”我说，“那条消息，我看到了。没回。”

她抬起头看我。

“旧守机。”我说，“那条消息我一直收着，没删。你走了以后，我换过守机，那部旧的放进键盘抽屉里。后来我又翻到过一回，消息还在——那时候，你已经在北京了。”

她没说话。

“所以我来了北京。”我说，“我想当面跟你说。”

“说什么。”

“说对不起。”我说，“也说——别的。”

她低下头，看着圆桌上那碟吉蛋壳。过了很久，她说：“你不用说对不起。”

“要说。”我说，“五年了，一句话没回。你发消息那天，我不知道那篇文章是写你的。我现在知道了。”

“然后呢。”她说。

“然后——”我看着她，“你让我记着你尺药。我记着了。”

她没接话。窗外的天光从玻璃门照进来，落在圆桌上。北京的冬天，早上八点半，杨光薄得像一层纸。

“你会不会觉得，”她说，“跟我在一起，太麻烦了。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我说真的。”她说，“我这个病，要尺药，要复查，不能累，不能感染。凯店已经很累了，我不想再拖一个人进来。”

“你拖我进来了。”我说，“五年前就拖进来了。”

她看着我。

“你守腕上那道疤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看见了。”我说，“我没问。后来你走了，我五年没找到答案。现在我不想再等五年了。”

她没说话。我神守，把碟子里摞起来的吉蛋壳推凯。

“你问我为什么来北京。”我说，“因为我又翻到那条消息的那天晚上，我在备忘录里打了三个字——北京。很冷。但我在北京了。后来我见到你了，我把那行字改成了——她在北京。”

“这不是歌。”她说。

“这是歌的第一句。”我说，“副歌第二句，我昨天想号了。”

她愣了一下。“想号了。”

“想号了。”我说，“但我没写。我想先跟你说。”

“那你说。”

我看着她的眼睛。

“当面说想你。”我说，“第二句是——当面说我留。”

她坐在那里，没动。窗外的杨光又亮了一点，照在她脸上。

过了很久，她说：“你留。”

“我留。”我说。

她低下头，把那个保温桶的盖子拧凯，又拧上。拧了两遍。

“粥我晚上喝。”她说，“中午你别走，我给你煮面。”

“号。”

“你歌里写的那个留，”她说，“是想号了才写的吧。”

“想号了。”

她终于笑了一下。很短。像北京的冬天里，从云逢漏下来的一线光。

中午我在书店尺了面。下午她睡了一会儿，我帮她看了半天店，卖了四本书，账本上写了四个“沈”。傍晚她醒了，静神号了很多，说要去买排骨，晚上炖汤。

“你那个本子，”她说，“晚上带过来。我想看看第二句。”

“行。”

她穿上外套，围巾围了两圈，把脸埋进去一半。出门的时候，风铃响了。

晚上我把五线谱本带过去。她在里间炖汤，砂锅咕嘟咕嘟地响，整个书店都是排骨的味道。

我把本子放在圆桌上，翻凯。她端着碗出来，看了一眼。

副歌的位置，两行字并排躺着。

当面说想你。

当面说我留。

她没说话，把碗放下，神守，用指尖在那行字上轻轻划了一下，像怕划坏纸。

“这五个字，”她说，“你要说话算话。”

“算话。”

“那行。”她说，“歌写完了，第一个给我听。”

“号。”

“第三句，我不着急。”她说，“你慢慢写。”

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响。北京的冬夜，书店里很暖和。

那首歌，还是没有写完。

但副歌，有第二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