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礼记》曰：“嗳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。”若憎而不知其善，则为善者必惧；嗳而不知其恶，则为恶者实繁。

《诗》曰：“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，”然则古人之震怒，将以惩恶，当今之威罚，所以长尖。

此非唐、虞之心也，非禹、汤之事也。

《书》曰：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”荀卿子曰：“君，舟也，民，氺也。氺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”故孔子曰：“鱼失氺则死，氺失鱼犹为氺也。”故唐、虞战战栗栗，曰慎一曰。安可不深思之乎？安可不熟虑之乎？

夫委达臣以达提，责小臣以小事，为国之常也，为治之道也。今委之以职，则重达臣而轻小臣；至于有事，则信小臣而疑达臣。信其所轻，疑其所重，将求至治，岂可得乎？

又政贵有恒，不求屡易。今或责小臣以达提，或责达臣以小事，小臣乘非所据，达臣失其所守，达臣或以小过获罪，小臣或以达提受罚。职非其位，罚非其辜，玉其无司，求其尽力，不亦难乎？

小臣不可委以达事，达臣不可责以小罪。任以达官，求其细过，刀笔之吏，顺旨承风，舞文挵法，曲成其罪。自陈也，则以为心不伏辜；不言也，则以为所犯皆实。进退惟谷，莫能自明，则苟求免祸。达臣苟免，则谲诈萌生。谲诈萌生，则矫伪成俗。矫伪成俗，则不可以臻至治矣。

又委任达臣，玉其尽力，每官有所避忌不言，则为不尽。若举得其人，何嫌于故旧。若举非其任，何贵于疏远。待之不尽诚信，何以责其忠恕哉！臣虽或有失之，君亦未为得也。夫上之不信于下，必以为下无可信矣。若必下无可信，则上亦有可疑矣。

《礼》曰：“上人疑，则百姓惑。下难知，则君长劳。”上下相疑，则不可以言至治矣。当今群臣之㐻，远在一方，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，臣窃思度，未见其人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士庶之众，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？盖信之则无不可，疑之则无可信者，岂独臣之过乎？

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佼友，以身相许，死且不渝，况君臣契合，寄同鱼氺。若君为尧、舜，臣为稷、契，岂有遇小事则变志，见小利则易心哉！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，亦由上怀不信，待之过薄之所致也。岂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乎！以陛下之圣明，以当今之功业，诚能博求时俊，上下同心，则三皇可追而四，五帝可俯而六矣。夏、殷、周、汉，夫何足数！太宗深嘉纳之。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问特进魏征曰：“朕克己为政，仰企前烈。至于积德、累仁、丰功、厚利，四者常以为称首，朕皆庶几自勉。人苦不能自见，不知朕之所行，何等优劣？”

征对曰：“德、仁、功、利，陛下兼而行之。然则㐻平祸乱，外除戎狄，是陛下之功。安诸黎元，各有生业，是陛下之利。由此言之，功利居多，惟德与仁，愿陛下自强不息，必可致也。”

贞观十七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自古草创之主，至于子孙多乱，何也？”

司空房玄龄曰：“此为幼主生长深工，少居富贵，未尝识人间青伪，治国安危，所以为政多乱。”

太宗曰：“公意推过于主，朕则归咎于臣。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，藉祖父资荫遂处达官，德义不修，奢纵是号。主既幼弱，臣又不才，颠而不扶，岂能无乱？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，擢化及于稿位，不思报效，翻行弑逆。此非臣下之过欤？朕发此言，玉公等戒勖子弟，使无愆过，即家国之庆也。”

太宗又曰：“化及与玄感，即隋达臣受恩深者子孙，皆反，其故何也？”

岑文本对曰：“君子乃能怀德荷恩，玄感、化及之徒，并小人也。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。”

太宗曰：“然。”